文/曹锦炎
《不器：金文名品》
杭州市临平博物馆 编
定价：288元
官方旗舰版
（限量200本）
售价: 260元（9折）
赠
《散氏盘》铭文拓片原大影本（故宫古物馆监拓本）+徐天进教授“良渚神徽”考古手稿彩色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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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基因，以汉字记录的语言、历史和文化所形成的历代文献，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熔铸中华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特征，具有纯正的民族属性和古典品格。而汉字载体和它背后的文明文化史，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核心。
汉字以美术形态创作书法作品，更是独步世界艺术之林的中国骄傲。早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刻画的原始文字，不仅用来记事，且已呈现出以文字布局的书法艺术初阶，这从五千年前已迈入文明阶段的良渚文化陶器上不难发现，如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南湖征集的陶罐；而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陶器残片及江苏高邮龙虬庄出土的残陶片上契刻的陶文，无疑是章法有致、书写流畅的“草书”作品（见“不器——金文名品与徐天进书作特展”书法作品《文乎字乎》）。
徐天进《文乎字乎》
徐天进临山东邹平丁公遗址龙山文化陶文
徐天进临江苏高邮龙虬庄出土的残陶片契刻陶文
商代后期，契刻在牛骨、龟甲上用以占卜的甲骨文，呈现的是较为成熟的汉字早期形态，可以视为中国篆刻艺术的先声。
刻辞卜甲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
陕西省岐山县出土
自商代晚期始，青铜器上铸有铭文，学术界称其为“金文”，其浑厚雄健而不失典雅的书体，受到书法艺术家的青睐，用以创作。“不器——金文名品与徐天进书作特展”（以下简称“不器”）展览，就是金文书法艺术的一次集中展现。
父己盉跨页
中国古代称铜为“金”，所以后人将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金文是汉字发展史中重要一环，而晚商金文，尤其是族氏铭文，更呈现早期汉字创造时的原始形态。历经西周时期，直至春秋战国，金文逐渐发展和演变为成熟的书体，后世称之为“大篆”；
商尊
宝鸡周原博物院藏
1976年出土
秦汉承袭，由秦篆演变成汉篆，后世称之为“小篆”，成为历代书法艺术家的创作源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先生，孜孜不倦，从历代金文中汲取丰富营养，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和学养，跨界书法艺术，以另一种方式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不器”展览便应天时地利人和之运而萌生。
“不器”展览的最大特色，是以时代为序，同时展出历代铸（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典型实物，将其与金文书法作品并肩媲美，相互辉映，别开生面，创造出书法展览的新模式。本次展览，共展出青铜器22件，皆为博物馆藏品，大都出土于以陕西宝鸡为核心的周原地区。“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诗经·大雅·绵》），周原是周文化的发源地，周文王励精图治，周武王翦灭商朝，入主中原，建立周朝。虽然周成王东迁洛邑建都成周，但西周时期的周原仍一直是京畿之地，也是内服诸臣的采邑所在。周原的宫室、宗庙犹存，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常在此举行。周王参与重大祭祀、会见宗室小子，大臣朝见，册命赐服，以及公、侯、伯之间的礼尚往来，土地交易、物品买卖，甚至法律诉讼等内容，常见诸于周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
㝬簋
扶风县博物馆藏
1978年出土
例如1976年12月于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发现的一号窖藏，共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有铭文者多达74件。据铭文内容分析，是西周微氏家族几代人的藏品，本次展出共5件，史墙盘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件国宝级青铜器。器主“史墙”是西周中期恭王朝的史官，祖先于武王灭商时投奔周王并供职朝廷，其后人遂世袭为史官。史墙盘铭文共284字，内容分上下两篇。
史墙盘
宝鸡周原博物院藏
1976年出土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
上篇所述自周文王始，至时王（周恭王）止，称颂七代周王的功绩；下篇所述自微氏高祖始，记载五代祖先事迹，最后至史墙本人，以自赞模范表率和求福之辞结束。全文内容详实，评述得体，词汇丰富，不亚于《尚书》一篇。文王为西伯，僻处西陲，在与强大的中原商王朝的博弈中，能与周边诸小国家和平共处，逐渐形成政治合力圈，史墙盘铭文称文王“盩和于政”，因此受到“上帝降懿德”和“大甹（屏）”，能够“匍（抚）有上下，䢔（合）受万邦。”突出其在政治上的“和”，在今天仍有启迪作用。武王灭商，是商周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书·顾命》称“用克达殷，集大命”。《正义》谓“用能通殷为周，成其大命，代殷为主”。近人解释《尚书》“达”字，多读为“鞭挞”之“挞”。史墙盘铭文称武王“遹征四方，达殷㽙（悛）民”，是说武王征服四方，鞭挞商国，使其民改正向善，可见“达”确当读为“挞”（参看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史墙家族本为殷商遗民，故用隐晦笔法记录此段历史。昭王十六年、十九年两次亲征楚国，目的是为了保障中原王朝获取长江中下游青铜矿产资源的南方道路（即陈介祺旧藏的曾伯
簠铭文所说的“金道锡行”）畅通，结果“丧六师于汉”（《初学记》卷七引《古本竹书纪年》），昭王“没于水中而崩”（《史记·周本纪》正义）。史墙盘铭文称昭王“广能（惩）楚荆，唯
南行”，是说昭王惩伐楚荆，使“南行”即南方通道扩大畅通。此既颂扬了昭王的功绩，也为尊者讳“丧六师于汉”及“没于水中而崩”之耻，隐恶扬善，不愧为史家手笔。
本次同时展出的还有史墙之子所作的青铜簋、壶、钟。
为孝王时史官，他将史墙盘上的铭文重铸于一套编钟上，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本抄写，而是在礼乐宴享场合既颂扬周天子的丰功伟绩，又炫耀其祖先事迹，即《墨子·非命下》所谓“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以后世子孙”。
一式
钟
宝鸡周原博物院藏
1976年出土
又如1975年3月于法门镇庄白村一座墓葬中出土的
簋，也见于本次展览，年代约在穆王之世，铭文记载外敌西戎进犯周土，率领下属有司、师氏奔追拦袭，博战于胡地，大获全胜；斩敌首级100，活捉将领2人及俘虏士卒114人，俘获盾、矛、戈、弓、矢等各种兵器135件。将一场战争及结局事无巨细的详细记录下来。器主在青铜簋上铸铭文记载战绩，其目的不仅是炫耀自己的武功，也是为了“传以后世子孙”。
簋
扶风县博物馆藏
1975年出土
再如展出的五年琱生尊，2006年出土于扶风县城关镇五郡村（原新店乡）一处青铜窖藏，共出两件，与传世的两件琱生簋（旧称“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或“召伯虎簋”）铭文可以联读。因召氏公族和已从召氏中分出来的氏支族之间在仆庸、土田归属上的历史性纠葛，形成一场官司，由于大宗的宗君提出了有利于团结同宗各分族的解决方案，负责处理此案的宗君长子召伯虎，贯彻其父意图，圆满解决了纠纷（参看林沄《琱生尊与琱生簋的联读》，载《林沄文集·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琱生尊
扶风县博物馆藏
2006年出土
由周原新发现的琱生尊铭文结合传世铜器铭文，使我们弄清西周孝王之世发生的这一件民事诉讼案的真实情况，加深我们了解以血缘政治为纽带的西周宗法社会。特别是1963年出土于宝鸡市陈仓区贾村的何尊，铭文记载周成王初迁成周后对周武王举行祼祭，于京室会见和训诫宗室小子，廷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中国”之称首次见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成王时青铜器铭文，其意义非同一般。本次展览虽未展出实物，但以其铭文创作的书法作品“临何尊三条屏”也同时展出，虽下真迹一等，但仍可填补观众的遗憾。
临何尊三条屏
此外，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是2003年1月19日于眉县马家镇杨家村青铜窖藏出土的单氏家族青铜器共27件，均铸有铭文，以四十二年逑鼎、四十三年逑鼎及逑盘著称。逑盘铭文（见书法作品《录逑盘铭》）记述单氏家族协助文王、武王兴周灭商，建立周邦，受周王命北伐戎狄、猃狁，南征楚荆，从高祖单公至周宣王世的逑，八代人辅佐十二代周王治理天下的事迹，所记载的周王世系历史价值远超史墙盘。
本次展出的四十二年逑鼎，是西周晚期标准格式的册命铭文，除周王和受命者外，有时间、地点、右者、作册官宣读王命册封官职、赏赐，以及受命者对答称颂王命等一系列内容，颇具代表性。周原出土的金文是未经后人改动的西周历史真切记录，忠实保存了当时的历史信息，可补典籍之阙，作为极其重要的出土文献史料，对历史学的研究意义非凡。
逑鼎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2003年出土
在书法史研究方面，本次展出的青铜器及书法作品也颇具特色。1977年陇县韦家庄出土的商代晚期的
父己盉，其族氏铭文（旧称“族徽”）“”字，呈现的是原始文字的象形书风；展出的书法作品《录商罍铭六则》《商代青铜瓿铭五例》，则与其遥相呼应。
父己盉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1977年出土
而展出的扶风县庄白一号青铜窖藏出土的商尊，虽是西周早期器，但铭文完全沿袭商代晚期金文的作风，尾部还保留族氏铭文。西周早期（包括康王）的金文，多见首尾尖细、中间较粗的笔画，书体凝重，雄健有力，展出的书法作品《录大盂鼎铭》《录夨令方彝》《录荣簋》可视作典范；
《录大盂鼎铭》
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见《临何尊三条屏》，书体虽略显散漫，但笔道有粗有细，个性突出。西周中期（昭、穆诸王）金文字形逐渐趋于整齐方正，但其他方面变化不大，可以展品中扶风县庄白墓葬出土的
簋，书法作品中的《录师同鼎》《录柞伯簋》为代表。
《录师同鼎》
恭、懿诸王以后，书体变化才剧烈起来。西周中后期，金文书体雄伟苍劲，字字规整、粗细等均的“玉箸”线条以及规整的章法布局，可以展品中的扶风县庄白一号青铜窖藏出土的壶、钟，书法作品中的《录虢季子白盘》《录师嫠簋》为代表；
《录师嫠簋》
而中规中矩，又不失灵秀之姿，则以展品中史墙盘（也见书法作品中的《录史墙盘铭》）为其典范。西周后期金文书体渐趋精到，或严谨，或宏放，或姿肆，或随意，个性鲜明，可以展品中扶风齐家村出土的周厉王自作器㝬簋（亦见书法作品中的《录㝬簋铭》）、眉县杨家村青铜窖藏出土的四十二年逑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大克鼎，以及书法作品中的《录毛公鼎铭》《录逑盘铭》《录子犯钟铭》为其榜样。
《录逑盘铭》
以上仅就收入“不器”展览的周原出土西周青铜器金文资料从历史研究和书法史研究方面结合展出的书法作品摘要介绍。另外，展品中春秋时期的秦公镈，战国时期的楚国鄂君启节，秦代的两诏椭升，以及汉代阳信家鼎、钟、染器，上林铜鼎和雝羽阳宫鼎等，铭文皆于时间、空间两个纬度，向观众展示春秋战国和秦汉金文的各种风格和地域特色，可与上述晚商、西周金文构成一部中国金文书法简明版。与之相辅相成，展出的各个时段的书法作品，也以不同书体、不同风格，淋漓尽致地挥毫写出汉字之美。
鄂君启金节
安徽博物院藏
1957年出土
阳信家染器
茂陵博物院藏
1981年出土
徐天进教授是我认识多年的考古界同行，也是相识已久的老友，其书艺早就耳闻，但以大规模的个展方式呈现在眼前，我也是首次见之。天进教授虚怀若谷，以“不器”名展，当取自《论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展览名称，体现出他谦谦君子的学者风度。我以为，金文中的“不”字大都通假为“丕”，如西周初期的天亡簋（旧称“大丰簋”）铭文云“不显考文王”“不显王作省，不肆王作赓”之例，“不”字皆读为“丕”训为大义。若以此论，“不器”者大器也，“不器”展出的青铜器是大道之器，展出的书法作品是大雅之器，不知天进教授以为可否？是以为序。
——来源 | 上海书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