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锡荣 

文/黄乔生

手稿是作者以文字、符号书写的稿本，也是各类作品的原始记录。近年来，名家手稿越来越受到文博机构、收藏家和拍卖市场的青睐。关于手稿的出版、展览、收藏、拍卖和研究，正在频繁跃入大众的文化视野⋯⋯

鲁迅手稿摭谈

文/王锡荣

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一生著述宏富，留下了大量的手稿，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目前已被收藏的各种形式鲁迅手稿达3.2万余页，均被国家收藏机构或国内外收藏者珍藏，并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鲁迅手稿具有文物价值、文献价值、收藏价值和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对于鲁迅手稿的研究始于鲁迅生前，近百年来中国学界对鲁迅手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持续深入。

2012年，笔者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了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业开展手稿学研究的专门机构，随后笔者作为首席专家牵头实施了“《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B卷）”的国家重大项目，并推动出版了新编《鲁迅手稿全集》。

《鲁迅手稿全集》（全七十八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

一、鲁迅手稿的基本状况

开展手稿学研究，首先要明确手稿的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作家所有著作必有手稿。但手稿并不等于著作。著作指作者原创文本；手稿则指凡书写成篇的（如果包含零散文字，则称“手迹”）原稿，包括文稿、书信、日记、翻译、抄稿、听课笔记、公文、广告等，无论出版与否。为了方便叙述，现把鲁迅手稿分为以下两类：

其一，鲁迅已出版的著作和手稿。又可细分为五个块面。

1．《鲁迅全集》450万字。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全集印刷字数750万，扣除其中注释、索引、照片说明等约300万字，鲁迅著作文本实际字数约450万字（其中现存手稿约160万字：书信约80万字，日记约70万字，文稿10余万字）。

2．已出版而未收入《鲁迅全集》的著述约50万字。有《中国矿产志》《人生象敩》《生理实验术要略》《小说史大略》《解剖学笔记》《小学笔记》《家用账》等（其中现存手稿约20万字）。

3．《鲁迅译文全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0卷，约300万字（其中现存手稿约80万字）。

4．1978年至1986年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共6函60册，总计约300万字（含创作、书信、日记，内容基本上已收入《鲁迅全集》，也有极个别因不成文未收）。

5．1991年前后影印出版的《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和《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共9函（内容均未收入《鲁迅全集》），共计约150万字，均据手稿影印。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手稿

其二，散佚的著作及其手稿。可细分为八大类。

1．诗文约20万字。

一是鲁迅早年在绍兴、南京均有习作，多不存。据周作人日记记载，1898年3月15日，鲁迅在绍兴写信给正在杭州陪同祖父的周作人，附录自作时文两篇、试帖诗两首，文题为《“义然后取”》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诗题为《百花生日》和《“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文均不存。到4月10日又有“时文两篇”和试帖诗两首。文题为《“左右皆曰贤”》和《“人告之以过则喜”》，诗文均不存。周作人日记还有多次关于鲁迅著文的记载。由此可知，当时鲁迅还在三味书屋读书，经常写诗文。具体数量无考。又，1898年鲁迅到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试题是《武有七德论》，后来读书，每周都有一整天写论文，其自述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等。后来到矿路学堂，又作过《“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华盛顿论》，均散佚。周作人还记载鲁迅的诗句“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更养花”，全诗面貌不详。这类诗文散佚颇多。

二是在日本时期的文稿。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途中写了《扶桑记行》一卷，寄给周作人。据周作人说，实际上是用日记体记载赴日途中见闻，共12天，很详细，估计也有几万字。稿佚。

三是1912年至1936年期间的散佚手稿。1914年6月3日日记：“写《异域文谭》讫，约四千字”，第二天又“寄许季巿信并《异域文谈》一卷，托转寄庸言报馆人”，但至今没找到文本。鲁迅晚年多次在日记中提到写了一篇文章投稿给某某人，但是至今无法查实发表的内容。例如寄给《申报·自由谈》的文稿，无法查实的有十来篇。此外，早年投稿给报刊的诗文，用笔名发表，有些鲁迅自己也不记得了。按此，鲁迅必定还有未知的佚文，因此，鲁迅散佚的诗文手稿总字数当不下于20万字。

2．书信275万字以上。根据鲁迅和周作人日记的记载，鲁迅一生总共写书信至少7000封，目前已收集1540封，至少丢失了5500封。按现存鲁迅书信每封信平均篇幅约500字，则散佚的书信字数约275万（按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信1450封，共1265页，约80万字，平均每封信约520字）。

3．日记约65万字。鲁迅现存日记是从1912年5月5日开始，到1936年10月18日，共25年（其中1922年一册丢失）。但他事实上从少年时期即开始记日记。鲁迅二弟周作人现存最早日记始自14岁，假定鲁迅也从14岁开始记日记，则从1895年到1912年5月4日共18年的日记散佚了。这18年的日记，按鲁迅所存日记平均篇幅计，至少55万字（按周作人日记平均字数则约65万字），均散佚。1922年日记被日军“借”去未还，按鲁迅1921年、1923年两年日记平均篇幅计，约5万字（以现存24年的日记共约80万字推算，平均每年约3.3万字，则早期散佚的18年日记总字数应为60万字）。

鲁迅《藤野先生》手稿

4．译稿50万字以上。

一是《物理新诠》。鲁迅1904年10月8日给友人信中说：“前曾译《物理新诠》，此书凡八章，皆理论，颇新颖可听。只成其《世界进化论》及《原素周期则》二章，竟中止，不暇握管。”

二是《世界史》。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信：“又曾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手稿卖给别人了，但始终不知道曾否出版，原本是谁的，一部世界史的原稿恐不少于20万字。

三是《北极探险记》。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信：“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既是一部书稿，不会少于10万字。

四是《无机化学》（三册）。鲁迅1913年2月5日日记：“晚收二弟所寄《无机化学》译稿三册，三十一日发，为诗荃所欲假观者，即交季市，托转赠之。”据周作人说，鲁迅1911年翻译《无机化学》，译稿三册。托许寿裳赠友人许诗荃，后下落不明。

5．课堂笔记约50万字。鲁迅有详细记课堂笔记的习惯。从1898年到1908年10年间，课堂笔记大部散佚，不少于50万字。

一是1898年到南京水师学堂读书，课程“自英德语文而外，凡勾股算术、几何代数、平弧三角、重学积微，以及中西海道、星辰部位、驾驭御风、测绘图诸法，帆缆枪炮、轮机大要”等，鲁迅虽然仅读一学期，但也做了课堂笔记，现在留存的仅有《水学入门》，其余散佚，不少于5万字。

二是在矿路学堂就学三年，课程除德语外，有格致、地学（地质学）、金石学（矿物学）、地理、算学、历史、绘图和体操等。据鲁迅友人回忆，当时教师的教学方法是把整本书抄在黑板上，学生要全部抄下，连图也要照样描画。周作人也回忆，他曾翻读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时抄的《地学》笔记。现存鲁迅在水师学堂抄的课堂笔记有5种：《几何》《开方》《八线》《开方提要》《金石识别》，其余的课堂笔记全部散佚了，应不少于15万字。

三是1902年至1904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读书两年，课程有《修身》《日语》《史地》《算学》《理科示教》《体操》《几何学》《代数学》《理化学》《图画》《三角》《历史及世界形势》《动物学》《植物学》《英语》15门课程，其中有的课程修了两至三个学期，所有课程的课堂笔记全无留存。不少于15万字。

鲁迅 《医学笔记-五官学》 手稿

四是1904年至1906年在仙台医专留学一年半，课程有《德语》《解剖学》《物理学》《化学》《组织学》《伦理学》《骨学》《血管学》《神经学》《体操》等，目前留存的仅有《解剖学》课堂笔记，其余均散佚。仅《解剖学》笔记就有6册，达10余万字，可见散佚的其余各课程笔记应不少于20万字。

6．起草公文约5万字。1910年，鲁迅回到绍兴任教，担任绍兴府中学堂、山会初级师范校长，均有起草公文情形，虽不会很多，但肯定有。后到教育部任职14年，经常起草文件、规定、报告、公函等，从教育部档案中已经发现一些，例如《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办事规则》《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议事细则》等（未收入《全集》）。但是肯定还有不少未被发现的。

7．广告、公告，估约1万字。鲁迅从20年代中期起在自己编辑的各类书籍中都自拟广告。例如《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鲁迅多次反复撰写书籍广告，根据各书出版的情况，不断修改重拟广告，直到晚年撰写《海上述林》广告，必定还有不少未被发现和注意的广告。

8．抄稿估约20万字。早年在故乡曾着力抄书，抄录家藏的《艺苑捃华》24册、《康熙字典》中的古文奇字和《唐诗叩弹集》中的百花诗、陆羽的《茶经》三卷、陆龟蒙的《五木经》和《耒耜经》等，后又抄录祖父《恒训》一卷，1901年曾抄刑部尚书薛允升奏请朝廷赦免鲁迅祖父周福清的文本寄给家里。晚年鲁迅还曾为青年作家抄稿，用抄稿去投稿，而原稿还给作家，仅徐诗荃就有不少。抄稿虽非著作，但也是手稿的一种。现存仅《恒训》一种。

综上所述，鲁迅散佚的著作及手稿不下480万字，加上已出版的950万字（《鲁迅全集》的450万字、已出版而未收入《全集》的50万字、《鲁迅译文全集》300万字和《鲁迅辑录古籍手稿》约100万字、《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约50万字），鲁迅的手稿总量超过1400万字。虽说这里的计算不少是根据相关情况推算的字数，未尽准确，但是根据上述罗列，应该说，实际的手稿量不会更少只会更多。即使刨去抄稿、课堂笔记，甚至把翻译也刨去，鲁迅的原创著作量也不会少于1000万字。

《鲁迅手稿全集》 内页

二、鲁迅手稿的收藏状况

20世纪50年代初期，根据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等人关于“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指导思想，1950年许广平把在上海收藏的鲁迅手稿大部分运往北京，分散收藏。

2021年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所收鲁迅各种形式的手稿，共32071页，分别来自国家图书馆（约42%）、鲁迅博物馆（约42%）、上海鲁迅纪念馆（约13%）、绍兴鲁迅纪念馆（约2%），还有约1%分散收藏于鲁迅家属、相关单位和其他私人手上，包括国外机构和相关人士手上（以上数据均据早前统计，与实际出版物容有细微差别）。

至于散佚的手稿，就确实是“不知所踪”了。究其原因，一是鲁迅本人并不珍惜自己的手稿，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手稿有多重要，只是对那些确实有些“故事”，有可能将来需要查阅、见证的，才会加以保存。二是我们知道在哪些人手里，但这些人本身下落不明，也就无法找到手稿了。三是当时的投稿制度多半不退还原稿，鲁迅也从不要求退还手稿。四是由于战争或收藏者生活动荡，有相当部分被毁掉。鲁迅自己也历经多次搬家，丢失了很多，再因处境危险，他自己也曾烧毁大量书信、手稿。五是由于涉及人事关系和鲁迅对他们的评价，因此没有保存下来，或者不方便公开。因此，可以认为，迄今民间还收藏着一定数量的鲁迅手稿，甚至可能包括1942年被日军搜去后未归还的1922年《鲁迅日记》。

《鲁迅日记》手稿 （ 最后一天日记）

已经被收藏的鲁迅手稿，无论在国家收藏场馆还是个人收藏者手中，都被作为珍贵藏品得到了良好的保护。随着人们对手稿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鲁迅手稿将受到更多关注，在市场上的价格将被不断推高，迄今还隐藏于民间尚未露面的鲁迅手稿，也将有更多机会面世。

三、鲁迅手稿的出版状况

鲁迅手稿的影印出版，早在鲁迅生前就有了。1933年刘半农编辑的《初期白话诗稿》中收入鲁迅的新诗《他们的花园》《人与时》手迹，1934年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月刊刊出鲁迅的《阿Q正传》一页。

鲁迅逝世80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鲁迅手稿的出版，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铸就了一座丰碑。鲁迅逝世不久，鲁迅夫人许广平就在友人支持下开始对鲁迅手稿进行整理，1937年编印了《鲁迅书简》影印本。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重视鲁迅手稿的保护、整理与出版。1951年，时任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编辑了《鲁迅日记》影印本，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编印了鲁迅辑校的《嵇康集》，1959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了《鲁迅诗稿》，196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俟堂专文杂集》，1960年至1974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共四编），反映了鲁迅手稿搜集整理的阶段性成果。1974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同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次年又出版《鲁迅〈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手稿》。从1978年至198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相关文物专家和鲁迅著作编辑出版专家，组成鲁迅手稿编辑委员会，开展广泛征集和精心编辑，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六函60卷《鲁迅手稿全集》，这是鲁迅手稿出版的里程碑式成果。之后，作为《鲁迅手稿全集》的配套工程，198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合编的《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三函18卷，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六函49卷，收入了鲁迅整理石刻、古籍的大部分手稿。这三套大型手稿集的出版，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迅手稿搜集整理的一次全面总结，迄今为止仍是最具权威性的鲁迅手稿出版成果。

之后，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两地书真迹》，1999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鲁迅著作手稿全集》一函12册，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手稿丛编》。此外，还有不少改编本、重编本等。2000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翻印出版1986年版《鲁迅手稿全集》（黑白版，有增补），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丛编》，都以文物出版社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为基础进行调整、改编，也各有特色。2014年国家图书馆整理出版了《国家图书馆藏鲁迅未刊翻译手稿》，上海鲁迅纪念馆整理出版了该馆所藏《毁灭》译稿，2017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整理出版了该馆所藏《死魂灵》译稿，补上了鲁迅翻译手稿出版的缺憾。

在此基础上，从2016年起，文化部组织了国内各方面力量，重新编辑了《鲁迅手稿全集》，于2021年9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分为文稿、译稿、书信、日记、金石、古籍、杂编共7编78册。这是迄今搜罗最全、编辑理念最新、呈现手稿最真实、印制质量最精致的手稿集，充分运用手稿学研究最新成果，以全新的手稿学理念，扩大了手稿范围，收入了鲁迅所有文学创作（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论文），译稿、校勘（辑校、校改、校译、校对），书信、日记、笔记（课堂笔记、读书笔记），书法、绘画、设计、题签、题赠，以及收据、便条、名片等等的手稿，以手稿学理念指导编辑，尽量采用原寸，并标注手稿尺寸、手稿数量、手稿状况、收藏单位等信息，为手稿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和极大的便利，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在手稿学理念指导下编成的大型手稿集，它标志着鲁迅手稿整理出版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也代表着国内手稿集编印的最高水准。

鲁迅致曹靖华函

四、鲁迅手稿的珍贵价值

鲁迅手稿之所以为人所珍视，是由于其多方面的珍贵价值。要而言之，有文物价值、文献价值、收藏价值，以及研究价值等。

作为文物，鲁迅手稿的价值，早已被市场追捧为现当代文献类文物的顶级文物。基本上，凡是鲁迅的整篇完整手稿，具有特殊意义的书信，完整的日记，亲自处理的重要文献、书刊，以及编号出版物中的首号书，都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目前已定级的就有400多件，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手稿则被定为善本。通过本次编辑出版，可以发现，其中大量的鲁迅手稿文物等级还可以提升。因为它们每一张纸上都沾濡了鲁迅先生的手泽，都浸淫了鲁迅先生的心血，都见证了鲁迅先生鞠躬尽瘁、衣带渐宽，“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的日日夜夜。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3.2万余页手稿，其文物价值的厚重，称之为国宝，是毫不过分的。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批手稿同样具有非常高的文献价值。首先，整部《鲁迅手稿全集》，本身就是一部巨大的文献集，是与《鲁迅全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两套大型文献，其价值不仅在于文本，而且在于其作为文献集的总体价值。迄今中国还没有出版过如此巨大规模的手稿集，将填补现代文献的空白。其次，其中有大量文献是第一次披露，包括从未面世或从未完整面世的译稿、校稿、读书笔记、收据、设计图等等，都是十分宝贵的文献，不仅记载了鲁迅的生活和工作，创作和译述，而且记载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以及那个时代的面貌，具有十分丰富的文献价值。

鲁迅手稿的收藏价值是无需多说的。作为珍贵藏品，这些都是各收藏场馆的镇馆之宝和收藏者的传家之宝。鲁迅手稿无疑是当下手稿收藏界最热门、最稀见、最昂贵的收藏品，有很多收藏机构对此求知若渴，一稿难得。尤其难得的是，这些手稿绝大部分来自鲁迅自己和家人的收藏。目前鲁迅手稿在拍卖市场上只要偶一露面，就会被疯狂争抬到不可想象的高价，而不少不法之徒不择手段造假，就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鲁迅手稿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首先它可以用来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学术活动、读书爱好、交友方式与生活方式进行研究。由于鲁迅手稿不同于其《全集》，也不同于很多人之处，在于其更丰富的多样性，且这种多样性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可据以展开对其创作过程、创作心理、创作方法、作品内涵等的研究。这与用《鲁迅全集》这种印刷文本为对象来研究，是有很大不同的。通过手稿，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他的创作具体过程，分析其创作心理，更深入地观察其创作方法，更深刻地理解其作品的内涵。而其中透露出的比《鲁迅全集》更细致的创作方法则具有指导创作的意义。

通过手稿，还可以对鲁迅的学术活动进行更加全面的观察和了解。与印刷文本仅反映最终结果不同的是，手稿更充分体现了他一生做学问的过程，其路径与方式，从资料的搜集、思路的梳理、观点的形成、表述和论证的方式，对后人都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鲁迅致台静农函

手稿还可据以对鲁迅的生活进行研究。特别是很多反映日常生活的手稿是不包含在正式发表的出版物里的。例如其日常生活习惯、家庭成员关系、经济活动、人际交往方式等，在《鲁迅全集》里虽然也有很多反映，但是相比来说，从手稿所看到的，更加细致，更加真切。

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手稿学的角度对其开展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的理论手稿学还处在创建时期，而鲁迅的手稿，正是一个在开展应用手稿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国手稿学理论建设的最佳标本。举凡手稿特点、成稿方式、手稿规律、手稿比较、手稿与时代、手稿与人物性格、手稿形态学研究、手稿学理论意义及其在中国手稿学学科建设中的意义等，都是有待于展开的研究课题。如果中国手稿学研究能够充分利用鲁迅手稿的多样性、丰富性、典型性特点，相信对鲁迅手稿的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手稿学理论建设的助跑器。

五、鲁迅手稿的研究状况

迄今对鲁迅手稿的研究，可说硕果累累。但开展手稿学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而2021年版《鲁迅手稿全集》则可称蓓蕾初放。

实际上对鲁迅手稿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如刘半农、陈望道在所编书刊中刊发了鲁迅手稿，许广平、黄源等都有意识地保存鲁迅手稿，杨霁云对鲁迅的佚文、手稿进行了搜集、整理工作，编成《集外集》，对鲁迅手稿研究都具有意义。鲁迅逝世后，鲁迅手稿收集、整理与研究不断开展。许广平发表《许广平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编印《鲁迅书简》在促进鲁迅手稿研究方面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给鲁迅手稿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虽然对手稿的搜集、整理与解读，以鲁迅手稿为材料进行鲁迅创作研究、生平研究和思想研究，都具有应用手稿学研究意义，但是中国真正理论意义上的鲁迅手稿研究始于1980年代。朱正的《鲁迅手稿管窥》（1981）、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1982）、《〈两地书〉真迹》（1996），已不仅仅是手稿研究，而是进入了理论手稿学的范畴。其标志就是使用了理论手稿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其着眼点不限于借助手稿研究文本及其背景，而是着重于考察手稿的理论意义，也就是不限于手稿的内容，而更关注手稿的形式及其变化。

如果说上述研究的侧重点仍然基于对内容的解读，还基本上在史料研究的范围内，稍后出现的对鲁迅手稿的详细描述，就更具有理论手稿学意义。1991年笔者对鲁迅与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匈牙利米克沙特长篇小说《神盖记》进行整理、还原，被瑞士汉学家冯铁（R.D.Findeisen，1958—2017）认为是在中国“最早的一次尝试，不仅无微不至地分析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手稿所处的时空状况，并且将评估判定转换为一种包括所有插入部分并使之对读者易懂的表现描述，是华融（即王锡荣）所作并进行了广泛评论解释的《神盖记》译稿评订本……提供了一个真正的‘评订本’”。这个本子第一次将手稿按照手稿的原始面貌排列，其实也是借鉴了日本的《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的方法。之后，冯铁、上海外国语大学刘云也继续了这个案例的研究。

《法显传》（辑校古籍编第十册第五页）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手稿学进入了发展快车道。特别是2012年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研究展开，有力推动了中国手稿学研究的发展。除了开展手稿调查、手稿校勘、手稿理论建设并推动重新编辑《鲁迅手稿全集》，并与国际手稿学界接轨，开展密切交流，融入国际手稿学、文本生成学研究场域，吸收国际手稿学研究的新理念，促进中国手稿学发展。近年，中国手稿学界每年举办国际手稿学研讨会，与国际手稿学研究发展较早的西方学界互动频繁，展现了自己的研究新成果，使中国手稿学迅速走到了国际手稿学界前沿。

近年中国学界对于手稿的关注度日益高涨，手稿研究日益兴盛，手稿整理、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名人手稿集接连出版，手稿学理论专著也开始出现，中国手稿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正在蓬勃发展中。特别是新编《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预示着中国手稿学研究进入新阶段，将迎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前景可期。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主任、鲁迅文化基金会首席专家。

一个字，一篇文，一卷诗——新编《鲁迅手稿全集》

文/黄乔生

鲁迅手稿出版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鲁迅逝世后到现在，其手稿的整理出版几乎没有间断。大规模的出版是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1978年到 1986年，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鲁迅手稿全集》，珂罗版影印线装60卷，并出版了平装本，随后，20世纪9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画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和《鲁迅辑校金石手稿》。2021年9月28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在国家图书馆首发，全套78册、共计3.2万余页，采用高清影印技术，是迄今为止最全的鲁迅手稿结集，也是国内最大规模的手稿全集。

《鲁迅手稿全集》分为七编：文稿编、译稿编、书信编、日记编、辑校古籍编、辑校金石编和杂编。新版全集的特点一是“全”，即收录内容更全面。除鲁迅创作、辑录、翻译的作品手稿外，还将其课堂笔记、古籍抄本、手写账册、单据，以及有修改手迹的校样稿等多种类型手迹资料纳入收录范围。二是“精”，即编纂方式更科学。编者对海内外现存鲁迅手稿与墨迹进行了全面征集、整理、影印，并就各编分类、定名等核心问题做了认真的研究论证，对所收录的每一件手稿的名称、时间、数量、尺寸、收藏者等信息进行了严格核查和考证。三是“真”，力争每件手稿都采用原件扫描、原色影印、原大排印。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部分）

与20世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相比，这一版手稿全集的文稿、日记、书信编增加体量不大，文稿编增加了“诗稿”部分；书信编除增加部分书信外，还增加了近600件信封及其他附件。译稿编是文物出版社的《鲁迅手稿全集》曾计划出版而未能施行的，几十年来，鲁迅译稿的收藏单位有零星整理出版，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译〈死魂灵〉手稿》，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译〈毁灭〉手稿》等，但此次第一次以全编的名义出版，其中包括从未面世过的《文学者的一生》等 11 种译稿。此外，金石编也有较大幅度增加。

新版《鲁迅手稿全集》的新增部分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最后一编“杂编”。所谓“全集”的“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杂编”的“杂”，因为杂收的目的是要将鲁迅的手稿手迹囊括殆尽。编者的确为此下了很大功夫，仅这一编就达16卷之多，其中有课堂笔记、校稿、便条、收据、设计图纸等，甚至别人以鲁迅的名义代笔的文件也收罗其中，留作参考。

《<近代美术史潮编>出版合同》签名

全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值得深入研究、全面总结。本文结合自己参与全集编辑过程中的一些感知，就几个小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所谓“一个字”，是从杂编的“杂”字谈及鲁迅的杂感和杂文问题；“一篇文”，是从一篇文稿讨论作家的佚文问题“；一卷诗”，是从全集中的一卷诗稿旁及鲁迅的文体问题。

《仙台医学笔记》

因为意见不统一，最后由专家委员会决策组票决出了“杂编”之名。

当然，杂编或附编，其实也只是名称的问题，对手稿编辑的实际工作影响不大，反正总的原则已经确定——见字便收。专家委员会成员大多数是鲁迅研究专家，不但不反对多收，反而都一致认为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可以省却研究者检索的工夫。的确，全集和同时建立的鲁迅手稿数据库将大大便利读者和研究者。我忝列鲁迅研究队伍，自然也乐见施行全收原则，而不在意去争什么名目。

但是，我由此想到困扰我很久的两个字：“全”和“杂”。

其实，“全”字中是很可能含有“杂”的，当然也可能含有“大”——大而全，全而杂，“大”“全”两字，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关于全，我在讨论《鲁迅全集》的定名问题时，曾经说过，这种追求，由来已久。鲁迅自己生前也注意到了，1936年3月28日他写信给增田涉讨论《中国童话集》的编译问题时就说：“日本怎么搞的，最近好像很喜爱‘全集’这个词儿。”商业操作是个中主要原因。作家尚健在，就有出版商来编辑出版“全集”，仿佛在为他的死做准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其死亡为期不远。其实，便是死去的作家，“全集”也很难实现。即如去世已经八十多年的鲁迅，全集也不能说“全”，其手稿全集同样如此。

不过，把全集这个名目安在鲁迅著作上，还真是日本出版界做了先导。鲁迅刚刚去世，日本改造社负责人就将原拟出版的《鲁迅杂感选集》扩大成7卷本的《大鲁迅全集》，于1937年2月出版，比中国的《鲁迅全集》还早了一年。抗战军兴，上海成了孤岛，中国文化界同仇敌忾，在艰苦的条件下奋力完成《鲁迅全集》的出版，或者就有与日本同行较量的意思。没想到当时仓促定下的名目，为后来的鲁迅著作出版定了基调。

我在《站在鲁迅著作出版的新起点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 70 周年感言》（《文学名著诞生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2021》，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中说：

何谓全集？是作品全集，还是文字全集？中国古代作家著作编纂虽然有“大全集”的名目，但实际上很少见，一般都称“文集”或“诗集”，如果兼有诗文辞赋乃至奏章，就干脆叫“集”，如《苏东坡集》《陆宣公集》。“全”字的使用以致滥用，使后来的编纂者被动， 因为为了成就“全”，就须修订增补，却又总难齐备，反而催生了一门“考佚学”（或曰“不全学”）。1938年的《鲁迅全集》收入译文、古籍校勘，甚至还计划收录美术收藏——后一项并没有实现，此后也有人尝试，出版了《鲁迅大全集》。看来，鲁迅著作编辑出版，难以摆脱“全”字的不幸符咒了。

因为要全，就应收尽收，而见字便收，就难免驳杂，甚至不该收的也尽数囊括。手稿全集倒也罢了，读者可以借此看到鲁迅的书写成果，签名、便条、合同、账目等，的确都是重要物证。即便是“鲁迅”这两个字书写百次，全都收入也是应该，因为每次签名都不一样——实际上正是如此，譬如出版公司给鲁迅的稿费单据，有他亲笔签名数十件，当然要收录，甚至就连别人代签的也都不是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然而，假如鲁迅文集或全集采取这种方针，就难以顾及纯文学的“纯”字了。凡是文字都予收录，就使《鲁迅全集》成了“鲁迅字集”。怎奈“全”在文集编纂中似乎已经成为高标，在编者和读者心目中也成了定式，很难想象将《鲁迅全集》改为《鲁迅文集》或《鲁迅集》。可以说，《鲁迅全集》已经树立了一个典范，引来更多作家文集纷纷效仿。

我因为这个“杂”字，又想到了鲁迅的“杂文”。如果以“杂”来统领《鲁迅手稿全集》中收罗的各种鲁迅手迹——笔记、家用账、收据、便条之类，那么“杂”就还有次要和边缘的意思——读者或许正是这样看待“杂编”的。但在鲁迅的创作中，就有这么一类以“杂”命名的文类，是鲁迅的重要文学成就，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总与鲁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杂文。与手稿的“杂编”放在全集的最后相反，鲁迅的杂文长期以来享有很高的荣誉，不仅与其小说、散文、诗歌一样占有文学创作的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特殊时期还被赋予更大的价值。

《日记二十五（附书帐）》

尽管鲁迅的杂文在文界和研究界都有极高的地位，但这种文体长期以来并没有被界定得清楚明白，其实杂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体，乃是散文大类中的一个小类。实际上，杂文这一名称的出现给现代文学文体带来很大困扰。直到今天，在一些人心目中，杂文还不算是纯正的文学作品。很多文学院设立了创意写作班，却很少有写杂文的实验项目。但到了鲁迅这里，文学史就不由自主地称赞起杂文来。鲁迅写杂文较多， 就成了这个文体的代言人，赋予杂文更高的文学性。

中国古代便有“杂文”这个词语。鲁迅早期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1918年12月，鲁迅的书账中提到“面城精舍杂文一册”。鲁迅称自己的第一本文集《坟》为“杂文集”，也正是延续了这种含义。他在《写在〈坟〉后面》中说：“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 因为《坟》中所收文章，文言和白话相间，论说和叙述掺杂，形态上显得复杂。当然，这也是一种谦辞。鲁迅在1926年10月29日致陶元庆信中说：“《坟》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现已付印。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此后一段时间，他不大用“杂文”称呼自己的那种论辩性比较强的文章，而多用杂感或随笔称呼。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解释过：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

《且介亭杂文》序言

瞿秋白为鲁迅编辑文集，并没有用“杂文集”，而是用了《鲁迅杂感选集》（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版）的名目。瞿秋白笔下的“杂感”，并不是在指文体，而是指作家的一种写作方式、写作状态，这种方式和状态因此催生了一种文章样式，形态多样，可以是论说，也可以是笔记、语录。鲁迅的“小杂感”，其实就是语录或曰箴言体。晚年，因为卷入有关杂文的论争，鲁迅时或被人称为“杂文家”，他本人也开始常用“杂文”一词。例如，在1934年10月为徐懋庸的《打杂集》所作的序中就力挺杂文，将之提高到文学体裁的高度。

鲁迅后期的文集多按写作年代收编，几乎一年一本，因为有的集中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性质相同，文体一致，辑录和排列规整有序，如《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但到最后两三年，多有杂感、散文等混编在一起的现象，或是因为年老多病而且忙碌，来不及分类，文集中遂又有了“杂文”的名目，如《且介亭杂文》，但也只有这一部（后面的二集、末编系其去世后出版，且沿用他的“且介亭”命名）。后世人们因为考虑到鲁迅自编文集的完整性，都倾向于遵从鲁迅本人的编法，因而也就笼统地称他的这些文章为杂文了。

《<准风月谈>后记》自删稿

正是因为鲁迅的编年文集流于驳杂，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后来人们对于他的文体意识不够重视。其实，鲁迅本人是很重视文体的，在《自选集》自序中叙述《呐喊》出版后自己的写作情况道：

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荒凉的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

《自选集》自序

语气中透露着这样的意思，他的杂感集或曰杂文集并非创作，这谦辞中正体现出他对文体要求的严格。

总之，“杂”字作为文体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当然不能就因此断定是纯文学衰落的表征，但这个字如此频繁地与鲁迅联系在一起，且给人驳杂、杂乱、混杂的印象，也不符合鲁迅文章的实际以及鲁迅自己的文体意识，这可能是当初我主张手稿全集最后一编不用“杂编”而用“附编”命名的潜在心理原因。

《势所必至，理所固然》（左）

据许广平回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刚写完，她便跟鲁迅提及一件小事，无意中引起了鲁迅的烦恼，以致鲁迅把它团掉了。事后，她乘鲁迅不注意，捡起纸团儿，重新誊抄了一遍，准备投寄报刊发表。但征询鲁迅意见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不要不要”。

这是一篇只写了 400多字的“未完稿”：

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的废名先生， 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

这是我们已经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这也是我们已经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

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 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假如文字真的毫无什么力，那文人真是废物一枚，寄生虫一条了。他的文学观，就是废物或寄生虫的文学观。

但文人又不愿意做这样的文人，于是他只好说现在已经下掉了文人的招牌。然而，招牌一下，文学观也就没有了根据，失去了靠山。

但文人又不愿意没有靠山，于是他只好说要“弃文就武”了。这可分明的显出了主张“为文学而文学”者后来一定要走的道路来——事实如此，前例也如此。正确的文学观是不骗人的，凡所指摘，自有他们自己来证明。

坊间有鲁迅文集对这篇文章做了这样的题注：“本篇杂文未发表，根据手稿，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要不要称为 “杂文”，请参看本文第一节。注释是否恰当，却更值得注意。

鲁迅这篇文章并没有真的展开辩论，说明什么样的“势所必至”，怎样的“理有固然”。可能是因为他写到 400多字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些话正是自己所说的那种“我们已经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

关于这篇论说文的起因，有不少研究者做了细致的研究。主要的观点是，鲁迅论说了一番，发现并没有打中论争对象废名的要害，反而殊途同归，得出近似的结论。有人认为，鲁迅之所以不同意发表，是因为不愿意把他跟周作人文学观的分歧公诸报端。鲁迅在第一自然段中写道：“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鲁迅自己写文章，在论述文学的宣传性时是这样的态度：“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因此，他自然不满“文学不是宣传” 的文学观。但问题在于，废名并没有讲过“文学不是宣传”的话，其在《人间世》上发表的《知堂先生》一文的最末一段说，他看了一部名叫《城市之夜》的国产影片， “悟到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后来同知堂先生闲谈……他不完全的说道：‘科学其实也很道德。’我听了这句话，自己的心事都丢开了”。鲁迅写到 400 多字的时候，大概也看清了这一点，团掉稿子，并且不同意发表。

鲁迅这篇短论以讽刺的语气行文，似有怨愤存于胸中。鲁迅对废名有所不满是明显的，还拿废名的名字做文章，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是在影射周作人。此前，周作人、废名等对鲁迅在上海参加左翼运动颇有非议。这是鲁迅已经看到的。而鲁迅对周作人等所谓 “京派”在上海文坛的活动也有过讽刺。例如，在《“京派”和“海派”》中讽刺说：

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时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京派”和“海派”（左）

“老京派打头”一句，可能是在影射周作人。《人间世》创刊号的封面是周作人的巨幅照片，编者林语堂对周作人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图注用的是“京兆布衣知堂先生近影”之类的大傲若谦之辞。这已经让鲁迅不满，但最触动鲁迅的是废名写于 1932年4月6日的《周作人散文钞》序，其中将周氏兄弟做了一番比较：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与岂明先生重要的不同之点，我以为也正就在一个历史的态度。鲁迅先生有他的明智，但还是感情的成分多，有时还流于意气，好比他曾极端的痛恨“东方文明”，甚至于叫人不要读中国书，即此一点已不免是中国人的脾气，他未曾整个的去观察文明，他对于西方的希腊似鲜有所得，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也缺乏理解，其与提倡东方文化者固同为理想派。岂明先生讲欧洲文明必溯到希腊去，对于希伯来，日本，印度，中国的儒家与老庄都能以艺术的态度去理解它，其融汇贯通之处见于文章，明智的读者谅必多所会心。鲁迅先生因为感情的成分多，所以在攻击礼教方面写了《狂人日记》近于诗人的抒情；岂明先生的提倡净观，结果自然的归入于社会人类学的探讨而沉默。

鲁迅先生的小说差不多都是目及辛亥革命因而对于民族深有所感，干脆的说他是不相信群众的，结果却好像与群众为一伙，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说道：“鲁迅他本来是一个cynic，结果何以归入多数党呢？”这句戏言，却很耐人寻思。这个原因我以为就是感情最能障蔽真理。而诚实又唯有知识。

废名的文章对周作人推崇备至倒也罢了，但将兄弟二人做比较，褒贬之意明显，虽然不一定是有意挑衅，客观上却引起鲁迅不满。鲁迅虽然没有公开回应，但私下里的评论相当刻毒。1932年11月20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

所以，鲁迅在这篇短文中对废名的反击是带点儿“复仇”的意味的，自然也难免有些“流于意气”。鲁迅擅长的短小精悍的杂感，被人称作“投枪匕首”，诚然是确当的，但并非每一次投掷都能击中或击中要害。鲁迅知道把握分寸和看准时机的重要性，因此，即便已经打磨出投枪匕首，也不一定投掷出去。许广平本应体会鲁迅删改、毁弃的意思，不必公之于众，但因为时过境迁， 将自己宝爱的鲁迅文稿手迹拿出来与读者分享了。

在作家本人看来是弃文，在家人可能觉得是妙文，而后世的研究者见之则视为“佚文”，如获至宝。从公开发表后的效果来说，这篇文章的确让研究者欣喜，因为其中表达的是作者有过的思想，而且是不愿发表的思想。

这些，当然都无可厚非，甚至让人感动。但研究者和编辑者对此要做出清晰的说明，让读者了解从手稿到印刷品的演进过程。否则就会造成后来有研究者对这篇文章的误读，如认为这是鲁迅以文艺为武器的一次精准有力的打击，正中对方要害，就是没有尊重鲁迅原意的发挥了。

因此，手稿和文集编纂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尊重已故作家的意愿，不收那些他们不愿公之于众的文字。但是，文学研究的巨大需求，以及研究者的勤劬和好奇心的驱动，常常导致相反的情况出现，如有些作家的全集或文集收录政治斗争中的自我检查材料甚至揭发他人的报告之类。不得已，我们只好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即在编辑全集的时候，对收录文章或其他材料做详细说明，在发现“佚文”的时候，介绍它究竟怎样的“佚”法。

那么，像这样一份鲁迅准备丢弃却被他人保存下来的手稿究竟应该怎么处理呢？总不能在手稿全集中出现一类“弃稿”吧？话说回来，弃稿也是稿。古代作者文集中有“拟删稿”“删余稿”“拟删草”。这次手稿全集中古籍编，也有一些古代手稿学的名目，如抄稿、草稿、校稿、备校稿，细致的区分让研究者和读者易于判别。

关于这种作家集外文的编辑，我觉得《鲁迅全集》中《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确立了良好的凡例，很自然地，就是为了收录集外文章，并没有用“佚文”的名目。全集的格局既已定下，就会产生相对于“全集”的“佚文”，在一次又一次努力补“全”的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对“全”字形成讽刺。

《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这篇文章现在收入《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第425—426页），题注说：“本篇据手稿编入，署名直入。约写于 1935年1月。”注释引用了废名《知堂先生》中的从“古今一切的艺术”到“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一段。而对《人间世》的注释以批评为主，强调该刊“主要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此外，还特别对文章中提到的“弃文就武”做了注释，等于指明鲁迅是在暗讽周作人。知堂（周作人）的同名文章《弃文就武》发表于《独立评论》1935年1月6 日第134 期，其中说：“我自己有过一个时候想弄文学，不但喜读而且喜谈，差不多开了一间稻香村的文学小铺，一混几年，不惑之年倏焉已至，忽然觉得不懂文学，赶快下匾歇业，预备弃文就武。”我认为就应该将当时没有发表的情况介绍清楚，而不要简单地当作佚文，而且要让读者明了这篇文章留存下来，甚至编入文集乃至全集，并非鲁迅的原意。

《鲁迅全集》面临修订，像这样的注释当在修改之列。

总之，编辑作家全集或文集时，对“佚文”问题要更多些慎重辨别。佚文的发现固然是好事，但也要弄清楚以往没有收入文集的真实原因。

自题小像

新编《鲁迅手稿全集》的诗稿部分，按照书写时间前后收录迄今所能搜集的鲁迅诗稿。集中起来，可以看到很多过去不曾注意或关注不足的问题，如鲁迅将自己的诗作书赠友朋，哪些诗书写次数较多。浏览诗稿，就有了答案：除《自题小像》外，还有《答客诮》《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等。从多次书写的诗作中，读者还能发现一些变化，如《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中“怒向刀丛觅小诗”一句，有时将“刀丛”写作“刀边”。附录的抄写古今诗人作品中，能看出鲁迅最喜欢书写的古代诗人是李贺和钱起：书写次数最多的是钱起的《归燕》（有一次书写误书为李义山作），其次是李白的《越中怀古》，后者大约是因为关于家乡的古事，所以特别钟情；被书写最多的古代诗人是李贺，而且所抄写的作品多与鲁迅自己的志业和心境相关。如抄校古籍的间隙，在一小片纸上写下的李贺的《感讽》（五首之三）：“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长安夜半秋，风霜几人老。”

李贺《感讽》（五首之三）

《鲁迅手稿全集》关于诗稿的编排，仍有令人遗憾之处，即没有排在文稿编之首，而是置于该编第五册的结尾，与《鲁迅全集》将诗歌放在《集外集拾遗补编》的“附录二”类似，真所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了。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手稿全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来源 | 《艺术市场》、《文艺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