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得到贝聿铭生前认可并亲自作序的《贝聿铭全集》出新版 

唯一得到贝聿铭生前认可并亲自作序的作品全集——《贝聿铭全集》由后浪出版公司引进出版。该书遴选了贝聿铭各个时期以主要负责人或建筑设计师承担的50个建筑项目，权威视角全面展示其超越时代的建筑思想。这50个建筑项目按时间顺序排列，时间跨越60年，串联起来就是一部贝聿铭的建筑生涯史。书后附有贝聿铭全部作品名录，包含创作时间、项目地址、参与人员等重要信息。

《贝聿铭全集》以时间顺序选择了贝聿铭各个时期担任负责人或建筑设计师的50个建筑项目，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贝氏接受委托的项目，从具体建筑项目中展现贝聿铭的内在建筑思想。书中图片包括建筑实拍图、设计平面图、剖面图、建筑过程图等等；与贝聿铭共事近20年的同事撰写文章，从独到的视角到我们理解贝聿铭和他的建筑作品。

《贝聿铭全集》前言

文/贝聿铭

年轻的时候我在中国，不懂到底什么是建筑，还以为那就是一种工程技术，脑海里完全没有设计的概念。我那时候学的都是物理啊、数学啊，没有学艺术、历史。后来才明白，建筑其实是属于艺术和历史范畴的东西。在麻省理工学院，我学的是工程学。在那里，威廉·爱默生（William Emerson）第一次让我思考了建筑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学院和哈佛大学有一些联合项目，所以在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加入哈佛之前，我已经接触了哈佛。那时候麻省理工学院还沉迷于学院派风格（Beaux-Arts），所以当格罗皮乌斯和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去了哈佛，我立刻产生了兴趣，决定去那里读研究生。

在哈佛读研的最后一年，我在格罗皮乌斯教的班级学习。他允许每个学生自由选择课题。我对他说我想做点关于中国的项目，因为我认为建筑和历史紧密相连。他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只是简单地回应道：“很好，你来证明一下吧。”我决定为上海设计一座博物馆。那时候，中国所有的博物馆都被建成了新古典主义风格。在我看来，柱廊和三角山墙的艺术风格都是错的，因为中国文物往往比较小。我了解中国艺术，因为我的家族一直热衷于收藏中国古董。我认为博物馆的设计风格应该顺应其藏品的风格，格罗皮乌斯完全同意。1946年，我在哈佛设计的这个建筑和苏州博物馆颇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它早了60年。

1948年， 当威廉· 泽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 决定为韦伯奈普公司（Webb & Knapp）创立一个建筑部门的时候，我正在哈佛教书。他让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列一个建筑师的名单，名单里有我。于是，我就去纽约工作了。我们到处看地，我也开始了解房地产业。不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除了宏伟的想法，什么也没建成。直到建造基普斯湾大厦才开启了我的建筑生涯，也给了我信心。那段时间我崇拜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我胸怀大志，别看是初出茅庐，但是我想超越密斯。他喜欢把墙体遮蔽起来的方案，通常是在一个框架中间饰以玻璃和金属。我说，想象一下把墙体本身当作立面装饰，完全可以一步到位而不是分成两步。这就是基普斯湾项目和后来泽肯多夫的低成本房子的灵感来源。

我为威廉·泽肯多夫工作了十年，虽然没建几座房子，但是我和我组建的团队所做的工作，是做大规模的城市规划，这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其他的年轻建筑师所没有的视野。在基普斯湾项目之后，我开始感受到低成本建筑的局限性，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第一个机会来自丹佛。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的沃尔特·奥尔·罗伯茨博士（Dr. Walter Orr Roberts）邀请我在一块台地上建一个研究中心。我欣然接受邀请。大气研究中心项目给了我机会，第一次让我能够把建筑当作艺术来做。

继罗伯茨博士之后，我的最重要的机缘是和杰茜·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昵称——译注）会面。那是1964年，她为肯尼迪图书馆的事面试我。在所有她约见的建筑师里，我可能是最不像能成功得到这个机会的人，但是最终她选择了我。后来有一些项目找到我，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建了肯尼迪图书馆而获得的声望，比如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再后来，就像埃米尔·比亚西尼（Emile Biasini）说的那样，正是因为我设计建造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我生命中的又一个贵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才选中了我来设计大卢浮宫项目。生命中，你往往需要一些特别有远见的人拉你一把。我很幸运，认识不少这种特殊人物。

我对公共建筑最感兴趣，在我看来，最好的公共建筑项目就是博物馆。博物馆是我的心头之好，因为它汇集了一切。卢浮宫是一个建筑，但是远远不止于此，它更是文明的符号。建博物馆的时候，我变得博学。如果我不深入了解那些东西，就没法设计。从我在哈佛师从格罗皮乌斯设计的第一个项目，到我最近的工作，博物馆一直是最好的主题，它提醒我们，艺术、历史和建筑其实是合而为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