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 | 抗战版画是艺术家留给文明社会的物质文化遗产

文/薛原

现在，只要提起抗战时期的美术，首先想到的就是抗战版画，想起李桦、古元、彦函、力群等版画家的经典作品，还有那些名字难以淡忘的版画家，譬如荒烟、马达、沃渣、野夫和陈烟桥等。在抗战岁月里，版画凭借着鲜明的现实性、快捷的传播性和火热的战斗性迅速成为抗战绘画艺术的主流，版画既是宣传工具，也是战斗武器。抗战时期的木刻版画相对于当时的其他艺术形式，有着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比拟的成画快、复制量大，而且传播迅疾等优势，特别适应批量的印刷、复制和宣传，尤其更适合报纸杂志的刊载。今天回望，即便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面对一幅幅抗战版画，仍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今天来看，与众多的绘画形式相比，抗战木刻的画面大多都是刻刀刻出的黑白线条，似乎显得简单，但正如《怒吼》序言里所说：抗战木刻正是以强烈的明暗对比、犀利的刀法、笔触和凝练大气的章法结构，忠实地记录了一个包含着血与火、泪与笑、苦难与不屈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动荡不安，但又激情燃烧。在抗战时代里，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和木刻版画匹敌，如此真实如此有力地把握了一个时代的脉搏，并与时代融为一体，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所有美术样式中的“生命形式”。木刻版画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成为美术中的主流，主要在于木刻版画的成本低廉和快捷便利，它既能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展览之中，也能出现在报纸副刊之上；它既曾登上大小城市街头巷尾的传单布告，也曾成为八路军的臂章图案和边区政府的货币图案。

从抗战爆发，许多画家就拿起刻刀，以木刻为武器，加入到抗战木刻的创作中。一叶知秋，用今天的眼光细看北京鲁迅博物馆所收藏的420多幅抗战版画，许多抗战版画还有着种种艺术上的缺陷，但是，这些瑕疵却不影响抗战木刻本身所蕴含的激情与伟大。这些版画大都出自抗战初期，出自50多位版画家之手，若细看这个名单可以说代表了抗战木刻版画家的主流。譬如熟悉的版画家就有李桦、江丰、力群、刘岘、古元、荒烟、马达、王琦、黄新波、赖少其、杨可扬等。这些抗战版画家的经历不同、性格各异，这也反映在他们创作的版画在题材内容和风格特色上都不相同——有的从正面战场的角度刻画残酷悲壮的抗战战场，如李桦的《旗手》、赖少其的《战旗与战马》；有的从战争中民众的日常生活着眼，用细腻深沉的刀法诉说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如江丰的《何处是家》、刘建庵的《难民》；有的描绘边区的精神风貌，如古元的《开荒》《打场》等。这些版画几乎覆盖了全民抗战的方方面面，也为抗战时代留下了全景式的画面记录。

作为现代新兴版画的倡导者和导师，鲁迅对中国现代版画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作为鲁迅弟子和精神追随者的胡风，在版画鉴赏和推介方面自然受到了鲁迅的深刻影响。胡风与鲁迅博物馆的这批版画的渊源，已是现代文坛和抗战木刻的一段传奇。

在抗战时期的文坛上，作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的胡风非常活跃，他以《七月》杂志为阵地，形成了“七月”诗派并发掘推出了许多文学新人和作品。同时，他主编的《七月》杂志也刊载推出了一批青年版画家和他们的木刻作品。常楠在《抗战木刻运动中的胡风》一文里，对胡风与鲁迅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木刻做了细致的梳理：关于木刻，胡风在给黄新波的木刻集《路碑》写的序言里坦承自己只是一名爱好者，在胡风看来，抗战木刻的主题并不仅仅是画家所选择描绘的题材的内容，还要融入画家本人对所描绘的题材的判断、理解和情绪。也就是说，木刻首先是一种艺术，只有在艺术上获得成功，才有可能进一步影响感染观众。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艺术观念，胡风才认可肯定了李桦、黄新波等左翼版画家的创作。胡风对待抗战木刻的艺术态度是:“造型艺术的现实主义是什么呢？那首先当然是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切的认识，从这里把握主题。然而还不够，必须在构图上能够把这一历史性的主题在平面上浮现。这以后或者说这同时，得有能力运用和这个主题的内容相统一的、有生命的色彩或线条表现出这个主题所包含的生命，要这样画面的形象才能说出真的人生，观众的感受才能生出真的力量。”这是胡风谈木刻，其实他的这种思想也是和他谈文学是一致的态度。他强调艺术创作要把作者的自我、生活和艺术三者结合在一起，从作品的内涵去感染读者。

当时这批抗战版画大多是胡风特意征集来的。胡风征集版画主要是为了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七月》上刊载，他也在《七月》上多次刊载征稿启事，除了文学作品之外，他呼吁木刻家们把自己的抗战木刻寄赠七月文学社，以便在《七月》杂志上刊载。在征稿之外还特意说明，他们因为对于新兴艺术木刻的爱好早已着手收集，希望画家们源源赐寄，除了在《七月》上发表，他还以这些征集来的版画作品为基础，策划主办了抗战木刻展。1937年10月16日，胡风在刚创办不久的《七月》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启事：“本社征集得的创作木刻达一百八十幅左右，包含优秀的木刻作家十八位。题材内容十分之九以上为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有敌人的凶残面貌，有中国民众的悲惨生活，但更多的是神圣的民族战争中的各种壮烈的图像，现已得到各方面的援助，筹备最近在武汉公开展览。一以纪念中国革命文学之父，同时也是新兴木刻艺术的首创者鲁迅先生的逝世一周年；一以纪念《七月》在武汉的发刊……”

两个多月后的1938年1月8日，在江丰、黄新波、艾青、力群、田间、萧军、萧红、马达等左翼文人和画家们的帮助下，由胡风主持的“抗敌木刻展览会”在武汉民众教育馆开幕，共展出木刻作品300多幅，展览持续了三天。抗敌木刻展览会结束之后，胡风和夫人梅志将这些木刻作品携带回家收藏起来——这便是北京鲁迅博物馆胡风文库所收藏的近400幅抗战木刻的大部分来源。

在武汉抗战木刻展览会之后，随着战局紧张木刻家们陆续离开了武汉，一部分去了陕北延安，一部分辗转各个战区，一部分向大后方转移去了重庆等。在日后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这些年轻的木刻家们创作了大量以抗战救亡为主题的木刻作品。当时的抗战木刻，其影响不仅仅在鼓舞民众的抗战信心还传播到海外，许多西方的读者也正是通过木刻版画来了解中国的抗战。例如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主编的中国木刻作品集，便以《从木刻看中国》为名，美国的《生活》杂志在介绍中国木刻的专辑时，标题就是《木刻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战斗》。这样的标题真正反映了抗战木刻与现实中国的关系。

1945年9月18日，在刚刚迎来日寇无条件投降一个月后的上海，举办了庆祝抗战胜利的“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这次木刻展览会的赞助者是宋庆龄、郭沫若、茅盾、许广平和田汉等。在木刻展览会开幕前一天的上午，王琦、李桦、陈烟桥等十几位展览筹备组的成员布展完毕后，当天下午他们乘坐公共电车去了虹桥公墓，在新兴木刻版画的导师鲁迅墓前敬献花圈。王琦晚年回忆说，他们去鲁迅墓地献花是表示木刻弟子们以抗战八年木刻展的成果向导师献礼，鲁迅先生生前所希望的木刻艺术的“茂林嘉卉”已成为现实。

王琦回忆说，“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开幕那天，鲁迅生前的日本友人内山万造来到会场并在留言簿上留言。郭若沫来看展览时，将内山万造的日文留言翻译给王琦他们，大意是多年前由鲁迅先生亲自引导培育的木刻艺术今天已经开花结果，鲁迅如果健在看到这样好的成果当不知怎样高兴。郭沫若还提笔留言:“中国就像是块坚硬的木板，要靠大家从这里刻出大众的苦闷、沉痛、悲愤、斗争，由黑暗中得到光明。看见八年来的木刻，令人增加了勇气和慰藉。中国究竟是有前途的，人民终必获得解放。把大家的刀锋对准顽强的木板！”

中国抗战版画作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