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野
■编者按
公共艺术作为当代艺术中极为重要的表现方式，以其自身所独有的“公共性”、“艺术性”与“在地性”持续不断地回应着公众诉求和社会议题。从广义上而言，公共艺术具有空间、地点、时代的独特性并诉诸于广泛的观众，它是借由艺术家、公共空间、民众参与以及在政府及专业机构提供适当支援下共同开展的公共文化实践。它突破了美术馆空间对艺术品的限制和艺术创作、艺术接受的固有逻辑，从而广泛地面向公众，依托公众。凭借其公共性与开放性，公共艺术成为了当代艺术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
作为不断追问和探讨人文艺术与时代精神的艺文机构，2022 年，艺文力发起了「公共· 艺术观察」短视频项目，旨在用短视频的方式，分享视野范围内精彩的公共艺术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公共艺术领域的历史和现状，并传播艺术作品对于反应人类社会、时代价值的意义。
随着视频数量的累积，艺文力希望以不同主题为线索，多个案例为核心，延展出公共艺术对于不同社会问题的观察、介入和影响，并以此拓宽视野和角度。
在梳理案例中我们发现，艺术家对暴力的关注和反暴力的主张持续存在，且并未停留在暴力本身，而是借助艺术创作回归到艺术介入社会的本质上，即通过艺术作品回应社会议题，并引发公众的关注、思考和行动。本期「Each · 观察」，我们与大家分享公共艺术中的“暴力编码”和相关作品，希望在了解作品的同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与力量。
公共艺术的暴力密码
当下，公共艺术还没有统一确切的定义，其英文“Public Art”源于法语“Publicite”。根据汤姆·芬克 ·皮尔《公共艺术对话》(Dialogues in Public Art)中案例的讨论，我们从社会层面可以简单地将“公共艺术”认定为一种用艺术语言促进公众之间开放性对话，进而解决社会问题的艺术。
回顾艺术的发展历程，公共艺术的诞生和后现代艺术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批判现代艺术中追求的精英艺术文化，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们纷纷主张回到社会、回到生活的方式，打破高雅与通俗、艺术与社会的桎梏。
自1960 年代以来，艺术界始终存在着一条艺术如何介入社会或者说如何消除艺术与生活的主线。对此，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社会雕塑”和“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点，很好地解释和概括了这一趋势。在博伊斯看来，“社会雕塑”类似于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实验。他认为人类的思想本身已经是一尊“雕塑”，关键在于这思想是否能够获得具体的形式，从而在现实世界中呈现自身，所以社会就是一件巨大的雕塑作品。博伊斯将“社会雕塑”作为未来艺术发展的愿景并对其进行讨论，证明人类活动只有通过社会艺术才会发生改变，艺术应该是面向大众的。尽管有评论指出博伊斯是个人政治化艺术，但从艺术史角度来看，博伊斯使艺术家们意识到应该对社会问题进行更深的思考和更坚决的艺术表达。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公共艺术”是后现代主义呈现的文化现象，它通过艺术介入空间，艺术介入生活从而引发新的行动，使艺术和生活不断互动，人、公共空间、城市与文化融入到一种新的，富有创造力的多元综合体之中。所以公共艺术不仅是关于艺术的艺术，也是关于环境的艺术、关于生活的艺术、关于社会的艺术。
同时，公共艺术的普世性也打破了一些艺术从业者将艺术视为“精英主义”独自享有的“象牙塔”僵局，在公共艺术的领域内，艺术是开放的、平等的、公共的。“公共艺术”所代表的并非一种单一的艺术样式，不是一个艺术概念或者流派，它更像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实践的需求、认知、争论及批评的延伸持续发展着，变化着，真正与社会、公众展开对话，使艺术得以再次升华，凸显出艺术的意义和无尽的价值。
纵观人类社会，暴力的存在和反暴力的行动，始终是关乎人类命运的议题。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艺术家们在面对暴力带给人们的无限灾难、恐惧时，纷纷选择通过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带给公众启示、反思和心灵的抚慰，并以此承担起他们的责任与担当。
从以往公共艺术的表达中，我们能够看到艺术家用一种微妙的形象表现暴力本身或者暴力之后对灾难的纪念缅怀。无论是联合国秘书处大楼前的被称为“打结的枪”的雕塑《非暴力》，还是美籍华裔建筑师林璎的《越战纪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公共艺术家们都在试图用艺术的方式表达纪念或哀悼，并引起公众的反思和社会关注。
林璎-越战纪念碑
为了向在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中丧生的逝者致意， Butzer Design Partnership 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城的一处草坪上，放置了 168 把默默伫立的椅子。它们由玻璃、青铜、石头制成，每一把椅子上都刻有一个名字。设计师将所有椅子排成 9 排，对应着默拉大楼的 9 层。椅子靠得集中的地方是爆炸最严重的地方。
168把椅子，由玻璃、青铜、石头制成
9排椅子对应着默拉大楼的 9 层
1995 年 4 月 19 日，美国俄克拉何马城的默拉大楼遭到恐怖主义袭击爆炸，共计导致168人死亡，超过 680 人受伤，仅二楼的日托中心里就有 15 个孩子丧生。爆炸发生后，成千上万的人们来到默拉大楼旧址，他们留下信件、鲜花、毛绒玩具等物品以纪念死难者。
除了安置在草坪上的空椅子，设计师还建造了“时间之门”、倒影池等作品。
“时间之门”、倒影池
在纪念馆北侧，则有一颗被称为“幸存者之树”的榆树，它遭遇了袭击却活了下来。在每年的纪念日，“幸存者之树”的种子都会被培育成树苗，并带着希望新生分发到各地。
“幸存者之树”
1997 年 7 月 1 日，俄克拉何马城从 624 份设计方案中选择了一份，开始建设俄克拉荷马市国家纪念堂。2000 年 4 月 19 日，爆炸案五周年纪念日当天，纪念堂揭幕。对于幸存者和失去亲人的家庭们来说，痛苦仍在继续。而纪念馆的意义，不仅为了寄托哀思，也是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危害。也许，只有当拥抱善意与和平成为每个人切实的实践，世界才能避免再次陷入大火。
为了纪念在暴行中无辜受难的人们，哥伦比亚艺术家多丽丝·萨尔塞多（Doris Salcedo）创作了装置艺术作品《无声的祈祷》（Plegaria Muda ）。
作品由一系列手工制作的木质桌子组成。每对桌子之中，有一张是倒置的，且与另外一张叠合在一起。每两张桌子都会被一个块状土壤层分隔开来，让嫩绿的青草得以从桌面的缝隙中生长出来。因木桌近似棺材的大小和形状，如同身处在一座无声的墓园。而潮湿土壤和青草的气味，则令这件固态作品变得鲜活起来，呈现出关于复活与重生的隐喻和对美好世界的静默祈愿。
两张叠合的桌子中间被一个块状土壤层分隔开，青草从桌面缝隙中生长出来
《无声的祈祷》不仅是为了纪念被哥伦比亚军队所残忍杀害的无辜者以及在洛杉矶郊区受到暴力侵害的人们，也是向世界范围内受到无端暴力的伤害的人群表示的一种哀悼。
随着艺术经验的累积，公共艺术家们对社会中存在的暴力的关注，不再只驻足于一种表达方式，而是不断地寻求新的问题、表达的新视角，因此也使得关于“暴力”话题的公共艺术作品一直保持着敏锐的嗅觉和敏感的思考，用更加具有参与感的方式来揭示、呈现、思考、批判暴力。
2011 年，艺术家娜奥米·纳塔莱 (Naomi Natale)发起名为《一百万块骨头》（ One Million Bones）的公共艺术项目，旨在提高公众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南苏丹等地区普遍存在的大规模暴力甚至大规模杀戮的危机意识。
2500名志愿者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进行“一百万块骨头”的铺陈仪式
《一百万块骨头》不是一个静态的艺术装置，除了项目本身产生的 1,018,260 块手工制作的骨头以外，整个项目的动态实施才完整传递了暴力之后人们需要的思考和需要真实采取的行动。
2013 年 6 月 8 日，来自美国各地约 2500 名志愿者聚集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他们身着白色的衣服，向人们展示了 1,018,260 块手工制作的骨头，并完成了一场特殊的铺陈仪式。
纳塔莱与来自全美五十个州和三十个国家的，超过 15 万名志愿者一起，在三年半的时间里，用粘土、木头、纸浆、玻璃、织物和珠子制作白色的艺术品骨头，并开展了关于“暴力”、“公民责任”等话题的研讨。
志愿者在纸浆做的“骨头”上写下自己祈愿
项目不仅举办主题演讲、烛光守夜、教育宣传日等活动，还与基金会合作，筹集了 50 万美元，用于遭受大规模暴力地区的重建，并实现了对冲突地区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帮助和救援。
黑人的民权运动，暴露了一直存在于社会的种族歧视。从社会意义上看，种族歧视何尝不是一种暴行。
1989年，在马丁·路德·金发起民权运动的地方落成了由著名建筑师、越战纪念碑设计师林璎设计的《公民权利纪念碑》（Civil Rights Memorial），用以纪念在美国民权运动中丧生的人们。
林璎和《公民权利纪念碑》
在黑色花岗岩的圆形台面上，艺术家模仿日晷的样式，顺时针镌刻了民权运动时间线：从1945 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开始，到 1968 年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事件结束。时间线刻在台面最外侧，与在该运动中丧生的 40 位公民的姓名交织在一起。
艺术家模仿日晷的样式，顺时针镌刻了民权运动时间线
同时纪念碑中，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泉水自倾斜的圆盘流下，有如泪水洒落。当参观者抚摸碑面，则会感到水流柔缓地穿过手掌，拂过字迹。艺术家用水来激活作品、讲述历史，也借由水安静而沁人心脾的特质抚慰伤痛。
源源不断的流水，不仅代表了时间的流逝，也提醒着人们“种族歧视”的暴行仍待解决。正如马丁·路德·金说道的那样：“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
公共艺术还表达着艺术家对社会的一种价值诉求和态度，人们除了关注人本身，还有构成社会的万物以及人们所处的自然之中，因此关于暴力的公共艺术，也就不仅仅只停留在人们自身上面。
2013年，以讽刺作品闻名的街头艺术家班克西（Banksy）为纽约街头展“Better Out Than In” 而创作的艺术装置——《羔羊的警报》（Sirens of the Lambs）在纽约街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班克西将货车装满动物玩偶，行驶在纽约街头
艺术家根据自己曾在肉店工作的经历，设计了一辆装载着 60 只“动物玩偶”的屠宰场货车，并通过哑剧艺术家操控动物玩偶们做出转头、张嘴、闭嘴等动作，并发出不同声音。
通过艺术装置，班克西不仅展示了肉类行业里动物的处境，也凸显了人类与动物之间某种矛盾的关系：人们既将动物卡通化，制成可爱的商品，却又对这些动物在真实世界中面临的杀戮视而不见。
玩偶由车内哑剧艺术家操控，发出不同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有别于成人平静甚至感到有趣的观看态度，《羔羊的警报》引起了孩子们的恐慌。在视频的结尾，班克西特别选用了“一个生气的小孩在推车上哭泣”的画面，以暗示人们正在失去的童真和习以为常的冷漠，并试图唤醒公众对“和谐共处”的关注和思考。
面对社会中始终存在的暴力事实，公共艺术家们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了艺术叙事。需要明确的是，公共艺术要探讨的是社会问题，但不等于所有问题都是艺术议题。公共艺术家们并未试图用艺术作品解决暴力问题，而是希望发出声音、引发关注，进而减少未来社会中暴力的可能性。
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公共艺术的发展，无论是沙特阿拉伯沙漠的 Desert X AlUla 艺术项目还是把艺术放在田野里的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又或者是在中国大地上逐渐生发的公共艺术节，公共艺术与社会都产生了更密切的对话，也让艺术反映现实，让现实照向艺术。
展望未来，如何们让艺术融入社会，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力和认同感，依然是值得思考和探索的命题。艺术融入社会不仅让艺术走向现实，同时也是艺术功能和价值意义在当下的扩展和延伸。人们不仅需要感知美的艺术，也需要能够照向现实的艺术，而这一需求也意味着开启新的艺术对话方式的必要。或许，只有越来越丰富的艺术实践，才能让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理论不只流于概念，而是真正来源于生活，又拥有高于生活的意义。
——来源|艺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