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青
裘锡圭先生
【编者按】《古文字领域的跋涉者》一文，原载于1991年11月的《中国教育报》（上中下）。此文记述了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上世纪50—90年代的求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生动事迹。今据著名篆刻家苏金海先生提供的剪贴本复制转刊，以飨广大读者。
古文字领域的跋涉者
——记北大中文系教授裘锡圭
中国教育报记者 叶青
促使他们这样做的真正重要原因是出于想要理解自然界最深奥秘密的极大乐趣。
——《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中华民族素以历史之悠久而自豪。有关这部历史的最早文字记载，并不是最著名的《史记》。清人早就说过"六经皆史"的话，就是说，《诗》、《书》、《易》、《礼》、《乐》、《春秋》都是历史的记载，这些经典要比《史记》早得多。不过，自从上世纪末河南安阳附近的殷墟发现了甲骨文并确定绝大部分是殷王室的卜事记录以来，甲骨文就成了考证上古历史的最早最直接的文字资料。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资料的研究，人们现在不但对典籍中记载得很少的商代和西周的历史有了相当的了解，而且对春秋战国秦汉也都加深、扩大了认识。可以说，古文字资料所蕴含的史实才是我们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的最早源头。
古文字难认，古文字资料零碎残缺，单字的释读和辞句的通读解释以至史实的考证，都是很艰难的工作。研究古文字需要"下地狱"的勇气，更需要严肃认真的精神。在寥若晨星的古文字学研究者中，有一位老前辈称赞、年轻人仰慕的学者——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裘锡圭。
治学必博学
治学必博学，而要博学，必投人全部时间和精力，不可在学问之外幻想成功的捷径。裘锡圭的大学时代是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度过的。他迷上了古文字学，前贤和时贤的著述他都找来看，那些经典著作，如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卜辞通纂》、《股契粹编》等，他都整本整本地抄。
用功需要时间。大学4年中，裘锡圭很少睡午觉。若是以每天利用的时间计算，裘锡圭4年本科就相当于读了5年书。裘锡圭的用功和刻苦，从50年代一直保持到今天。1978年6月29日，《光明日报》曾以第一版整版的篇幅，转载了《人民教育》文章《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介绍了裘锡圭二十年如一日抢时间刻苦攻关的事迹。
博学而博治，所谓水到渠成。如今，倘若有谁开列一篇裘锡圭的论著目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在前贤开拓的古文字学各个领域，或是对新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的考释，无论是在文字、语法、文献整理方面，或是对古代社会的历史、刑法、吏制、宗法乃至音乐等等方面的研究，裘锡圭都有很有分量的论述。
裘锡圭1956年考上胡厚宣先生的研究生，1960年毕业后分到北大。70年代初他曾与其他教师一道编写古汉语教材，注释古文。他对注释提的意见，王力先生看过之后说："这个裘锡圭很不简单呀！学问很扎实。"并且在他的稿子上批道"深为钦佩"。
除了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从事古文字研究还需要另一方面功底，即对古文献要熟。这两方面的功底，裘锡圭都很深厚。熟悉文献，既直接有助于古文字材料的释读，又可以反过来联系古文字材料印证文献、解释文献。1965年山西侯马地区出土了一种"盟书"，上有"麻夷非是"4个字。什么意思呢？裘锡圭联想到《公羊传》有一盟誓之辞"味雉彼视"，他经过大量考证，确认"昧雉彼视"也就是"麻夷非是"，都应作"灭夷彼氏"讲，意即"消灭那个氏族"。东汉大经学家何休为《公羊传》作注时，认为"昧雉彼视"是"视彼昧雉"的倒装，意为，谁若背盟，就照盟誓时杀野鸡那样处治。这个谬说相沿两千年，有的语法学家还把它作为倒装句的例句写进书里。裘锡圭的考证匡正了这一谬说。这一意见写进了他与朱德熙先生合作的一组文章里，寄给郭沫若先生。郭老转给《考古学报》发表，并在发表之前写了《出土文物二三事》一文，告诉人们这一创见，他的评价是两个字："至确"——对极了。
立言必有据
立言如立身，一定要有坚实的基础，才能站得稳，立得牢。
裘锡圭考证出的结论，无论是补直纠正前人之说，或是新的发现，都是立足于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这与那些专事猎奇、玩弄文字游戏的人有着天壤之别。裘锡圭的《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一文，通过对"刑""刹"二字的释读，证明了商代已经有了别刑（锯足）和宫刑，此前人们已考证另外三种刑罚，从而确认周代所谓"五刑"，早在甲骨文时代已经存在。王国维的《殷商制度论》认为，商人继承之制以兄终弟及为主，无嫡庶之分，所以不可能有宗法。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一文指出，商王只把死去的父王称"帝"，旁系先王从不称为"帝"。按照上古的宗教、政治理论，王是上帝的嫡系后代，上帝的"帝"、帝考的"帝"和后来见于经典的"嫡庶"的"嫡"是关系密切的亲属词。与"帝"相对的是指旁系的"介"，如"介子、介兄、介父、介母、介祖"。从而得出结论，甲骨文时代，宗法制度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卜辞里有一个很常见的字，根据辞意它表示祸害，罗振玉隶定为
，认为就是《说文》的"它"（蛇）。他说上古草居患它（蛇），故相问"无它乎"，卜辞相沿用，用"不它"、"亡它"表示无事故。罗氏此说相袭数十年无人置疑，裘锡圭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中发现了新线索，重新考释了这个字，在1988年香港"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上提出《释
》的论文，将此字隶定为，指出《说文》中误当"车轴岩键"讲的、与"辖"同音的"
"字，实际上是甲骨文的讹体，读为"害"。
历史研究所张政烺先生说："搞古文字研究，规律性很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不但有字形，还有字音、字义，这几方面都要通。裘锡圭很认真，一步一步地走，从不胡说八道！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很难得！"（上）
唯真是求
真理在辩驳中完善，学术在继承中发展。无论是对自己的著述，或是对他人的观点成说，裘锡圭坚持这样一种态度："是对的就坚持、就汲取，是错的就改正、就不赞成。"
1963年以来，裘锡圭在北大中文系讲过好几次汉字课，在这几次课讲稿的基础上，形成了专著《文字学概要》。虽然讲稿已数次改写，但决定成书之后，裘锡圭还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去修改。有不少地方，自己觉得拿不准，就向朱德熙先生请教。问题较多的章节，甚至多次请教，多次改写。交稿之后，又有新材料发现，他就追到出版社修改；清样出来，无法修改了，他就写"补正"附于书后；书出版了，他又把自己的发现和同行的意见补充在字旁行间，希望再版时能够改写。
如果说，裘锡圭喜欢听取、认真考虑别人的批评意见，是出于对自己著述的极端负责任，那么，他对别人的著述也是认认真真地"挑毛病"，毫不客气地直指其弊，则往往透露出十足的"书呆子"气。有一位教授请了几位专家学者审阅自己的书稿。其他人都只说褒扬的话，唯独裘锡圭一个人花费几天几夜时间，认认真真给找了几百处大大小小的毛病。他是这么想的，不认真审，就未尽责；谬误流传，则贻害后学。
他这种"书呆子"气也不是今天才有的，1974年整理银雀山汉简时，竹简中有《孙膑兵法》。但同时也有一些文章如《将败》、《兵之恒失》等，文中没有"孙子曰"字样，受当时政治气候影响，有些同志主张把这些也都归入《孙膑兵法》。裘锡圭不去迎合那种潮流，坚持学术的严肃性，主张把这些视为佚书。他的意见当时没能被采纳，通俗本《孙膑兵法》把这些篇目归入下编。后来，在同批材料中发现了《篇题木牍》（相当于简书目录），其内容证明了裘锡圭的意见是对的。
学术争论是学术赖以发展的前提。在各种问题的探讨中，常有这种现象，即一篇文章、一种观点中同时存在着正确和谬误两种成分。裘锡圭总是通过自己深入的考察，肯定别人对的部分，纠正错的部分，自己暂时不清楚的就说不懂。殷墟卜辞的命辞，一直被看作问句。70年代以来，不少国外的学者提出了命辞基本上都不是问句的新看法。近两三年来，国内有的学者也对命辞是问句的看法产生怀疑。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一文，考察了已著录的全部殷墟卜辞，认为命辞中有一部分可以确定是问句，有一部分从语义上看不可能是问句。前者主要是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早期卜辞中那些带有句末语气词"抑"和"执"的选择问句式命辞，以及带"抑"的是非问句式命辞；后者主要是一部分复句式命辞。他认为，大部分命辞究竟应看作陈述句还是看作是非问句，尚待研究。文中还纠正了长期以来的一种误解。卜辞末尾经常出现的否定词"不"，郭老认为是"表疑问之语词，不者否也"，这种意见得到相当广泛的赞同。裘锡圭举出令人信服的例证，证明了" v 不 V "（如"雨不雨"）和" V 不"式卜辞，实际上是由命辞和验辞两部分组成的，"不 V "和"不"是事后再刻上去的验辞，以前把这种"不"读作"否"，是错误的。这篇论文在《中国语文》二百期纪念刊上发表后，引起海内外甲骨学界的重视。美国的"古代中国研究学会"刊物《 Early China 》全文译载，同时以此文为主题组织文章展开讨论。
"考古贵原情，立论贵持平。"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常常透露出一位学者的品格和思想。裘锡圭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继承。（中）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去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郭锦来到北大，开始了由裘锡圭先生指导的为期一年的学习。
有一次，郭锦问裘先生当年的研究生、现在国家文物局的胡平生说："我每次去裘老师那里，他都批评我，是不是他不喜欢我这个学生？"
裘先生对郭锦的用功是肯定的，也认为，就一名留学生而言，她的汉学功底是不错的。但裘先生从不当面表扬学生，学生听到的，只能是他的批评。胡平生对郭锦说："裘老师对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写论文，每次和裘老师谈完出来，都是汗流浃背……"
裘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胡平生深有体会。1978年，胡平生作为一名恢复考试制度后首批招收的研究生，在离开北大11年之后再次踏进燕园，跟从裘先生学习古文字学。入学后不久，裘先生对他的一篇论文提出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以致他一度以为自己恐怕是学不好了。但是毕业之后直到现在，胡平生是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来回忆这段经历的。当时裘先生对他说："如果你一开始把标准定得很高，经过努力之后即使未能达到，也能具有较高的水平；反之，如果你把标准定得低了，即使达到了，那也是低水平的。"这样的教诲，足以让人一辈子记住。
裘先生治学的严谨认真，对学生更是一种身教。胡平生毕业后到国家文物局，接手阜阳汉简的整理工作。工作中仍常常向裘先生请教。有一次他把整理好的简文随同照片一起送给裘先生审，照片上有的字看不清楚，裘先生不随便通过，亲自到文物局来看实物。那些竹简年代久远，已经发黑，字迹很不清楚，裘先生就把它们放在大灯泡下，一丝不苟地细细审辨。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作为博士生导师的裘锡圭，同样不会忘记老先生们对自己的教诲和关怀。六七十年代，在朱德熙、唐兰、张政烺等先生面前，裘锡圭只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但先生后学间在学术观点上，从不忌讳争论。尤其是朱先生，裘锡圭常向他请教，朱先生对他很严格。两人相互切磋，争论起来则不论长幼。时至今日，他们之间仍保持和发展了这种良师益友的关系。
1990年冬，远在美国讲学的朱德熙先生给裘锡圭寄来一封信。信的开头写道："近来翻阅《文字学概要》，随手记下意见……此书佳处不必在这里提，要说缺点，主要是行文不够明白晓畅，有些地方真可以说是诘屈鳌牙，令人难以卒读，这就把全书的好处都给掩盖住了。我觉得现在就开始修改，发现一处改一处……"下面满满几页都是他认为"诘屈整牙"的词句及他的修改意见。对于一位海内外闻名、年过半百的教授直陈如此尖锐的批评意见，足见两人之间交流的坦诚这在今天弥足珍贵。老先生们不但对裘锡圭的治学严格要求，而且从各方面给予关心、扶植。1982年，朱先生就推荐他到美国讲学半年。60年代末，大家忙着进行"文化大革命"，图书馆进不去了，裘锡圭忘不了，是善良厚道的张政烺先生为他敞开自家的藏书之门。那段时间，
裘锡圭要查找核对资料，总要到张先生家去。那年月很多人荒废了学业，像裘锡圭这样钻研的青年实在罕见。张老喜欢这位用功的青年，他去上班时，就让裘锡圭一人在家里翻阅。也常有这种情况，在研究所里，裘锡圭问张老一个问题，第二天张老就把有关的材料给他带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裘锡圭正是从老先生们的为师之道中，获取了为人、为师的教益。裘锡圭的师表形象里，分明融进了老前辈的影子。
跟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裘锡圭下过农村，上过干校，烧过锅炉……不知耗去多少时间和精力！经过那段历史的人，尤其珍惜现在的时间。他现在除了给本科生开《文字学》课外，还为研究生开3门课：《金文选读》、《古文字学》和《考古资料与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后两门课的讲义正等着他整理成书。同时他还主持两个集体科研项目：《楚国文字资料汇编》和"两周铜器铭文研究"，还有一些长期以来搜集整理的资料或半成品，需要时间重新整理并发表……裘锡圭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为了争取时间，他尽可能辞谢一些应酬的事务。"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坐书斋的冷板凳，手为之战，目为之眩，为发掘祖国的文化遗产，不改其乐！（下）
苏金海先生收藏的1991年《中国教育报》本文剪报图片
裘锡圭（1935年6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学术顾问。裘锡圭1952年至1960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200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他主要从事汉字学、古汉字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部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参加过望山楚墓竹简、曾侯乙墓文字资料、郭店楚墓竹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尹湾汉墓简牍的整理考释工作，著有《文字学概要》及《古文字论集》等一些文集，2012年5月以前撰写的学术论文已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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