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 | 《我读论语》书影

序

陈 远

众所周知，《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

在古代，论语是读书人人人必读的书。读书为什么？为做官，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说起来，也真是讽刺，孔子在他的时代，郁郁不得志，周游列国，到处去推行自己的主张，却不被采纳，“累累若丧家之犬”。在他死后，一部论语，成为历代读书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孔子也一步步被历代帝王从“文宣王”，一路打扮到大成至圣文宣王，到了清代，更是登峰造极，成为至圣先师，连皇帝也要拜祭。

孔子何以在身后获得如此哀荣，有了如此的威力？说到底，是历代帝王看中了孔子学说中可供他们利用的部分，于是层层加码。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读书人对论语，趋之若鹜。在这种合力之下，孔子变得面目模糊，《论语》的思想，一方面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甚少有人去认真探求，《论语》到底在说什么。

甚至，《论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仅供批判。

这一倾向，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儒家几乎成为千夫所指：国人的奴性，是因为儒家的教育，古代中国的专制，是因为有儒家当帮凶。无须说，在这样的论调之下，作为儒家的创始人的孔子以及记载他言行的《论语》，世人的态度可想而知。

但殊不知，五四诸贤，批判的是专制而非儒家和孔子，他们的宗旨，更多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儒家不过是他们“批判的武器”，今人则不同，如今批判儒家的人，多是没有能力对制度等问题进行反思。对《论语》、孔子以及其之后的儒家进行“武器的批判”，更为容易，也更为简单。

实际上，正如刘强在《论语的大智慧》一书的序言中所言：《论语》实为吾国第一部私家撰述，开启了六经之后述作并举的一个崭新时代。换言之，《论语》不仅不是通常所说的教条，反而是对一切教条的疏离和反叛。

正是有了孔子，才打破了天下之学尽出王官的情况，让平民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这在当时，不亚于是一场开创性的革命。

关于《论语》的作者，众说纷纭。我则比较倾向于柳宗元在《论语辨》中提出的说法：

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之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仲尼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自《论语》成书之后，《论语》的注疏，可谓汗牛充栋，达三千多种。简而言之，具有代表性的如下：

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本，作论语注，之后，魏代何晏又以郑玄本作论语注，为现在最古的论语注本，也是通行的宋本十三经注疏中论语的版本。

何晏所撰《论语集解》，作者共五人：何晏、孙邕、郑冲、曹羲、荀凯。“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

之后又有梁皇侃为《集解》作《论语义疏》，唐代时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重。

宋代时又有邢昺为《集解》作新疏，即《论语正义》，“翦皇氏之枝蔓傅以义理”，“为程朱开其先路矣”。

之后，朱熹编四书，其中有《论语章句集注》，训诂义理并重，通俗易懂，为明清两代科举用书，影响极大。

清人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专为驳斥朱熹而作，旁征博引，资料宏富。但清人注疏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刘宝楠所撰《论语正义》，该注疏打破了汉学宋学之见，不守一家之言。

近人杨树达所撰《论语疏证》，为陈寅恪所推重，称“乃自古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径，树一新楷模也”。

程树德所撰《论语集释》，是集古今论语注疏之大成，引用典籍六百八十余种，蔚为大观。

以上诸注本，固然经典，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不免过于艰涩，不仅不会让普通读者对《论语》生出亲近之心，反倒有望而却步之感。

今人注本，则以钱穆、杨伯峻和李泽厚三家注本影响最大。

钱穆承接宋明理学，其注本《论语新解》可视之为宋明理学之后续或普及本。钱氏为现代信古派的一代宗师，对传统和中国史充满敬意，其注本，以此得之，以此失之，钱氏解《论语》，全以朱熹谓正宗，之所以谓其“照着讲”，原因即在于此。但是真实的孔子和《论语》，远比“道统之中的圣人”这一面目生动得多。如今我们读《论语》，不仅应该有“温情的敬意”和“同情的了解”，也应报有“圣人亦凡人”的平等观念，惟如此，才能窥得孔子真面，让流传两千年的《论语》，在此走进日常生活。

当下《论语》诸注本，以杨伯峻《论语译注》最为流行，杨注长于训诂，而短于义理，且失之于过简，看似“冷静客观”，但对历史和传统，稍嫌漠然。而《论语》恰恰是一本带有温度之书，若无情感，则读过百遍千遍，无益也。杨注此等面貌，或许有“时代原因”存焉，对此不可不查。

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以思想史的角度切入，重在发掘《论语》对中国文化全方位的渗透力量，李氏以思想家的身份，对于此种视角，可谓游刃有余，此注本，亦可谓原创性最强之注本，本应开创注解《论语》的新方向，可惜面世后，其受关注程度与前两注本相比似有不足。另外，李氏长于义理，却短于考证，对于《论语》背后的历史事实考察不足，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其译文，亦常有疏漏之处。

这样说，并非是轻薄前人，相反，在我过去读《论语》的过程中，以上三个注本所给予的滋养最深，如今我之所以能够写一本关于《论语》的书，正是得益于以上三书，在我写作此书的过程中，脑中萦绕盘桓的，也是这三本书，我的工作，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开展的。

我为何要写一本关于论语的书呢？ 

在写作之初，我对此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或许是因为情感，或许是因为生命中正好有一段潜心读书的时光。

当我在电脑上整理完书稿的最后一个字，这个问题忽然有了答案，我想通过这本书：

一、 破译两千年政治的密码。《论语》一开始只是一家之言，及至汉武帝“黜罢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一路水涨船高，成为中国历史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意识形态”，其间文化与政治交相激荡，互为表里，想要了解中国何以如此，不理解《论语》，无异于缘木求鱼。有人说，《论语》只是一种文本，不是“意识形态”，对此我是不能认同的。此书虽然未必能解决这一问题，但这始终是我的一个目标。

二、 寻找中国人曾经的精神家园。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在那里，过去宗法社会的余绪尚存，成年之后读到《论语》，我发现，尽管我的父老乡亲们大多数人没有读过《论语》，但是他们言行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来自于《论语》。如今，我们这一代人，在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大潮中，几乎人人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但，我们终究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的我们，何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我们，将要向何处去？《论语》或许不能解决后者，但是可以为前者提供一个答案，尽管这个答案，并非确定的，惟一的。

三、 发现根植于传统的现代性，构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沟通的桥梁。前几年，《论语》一度大热，我曾经和李泽厚、余英时二位前辈探讨过《论语》。李先生说：《论语》中读不出民主与自由。余先生说：《论语》只能冷读，不能热读。这都是极深刻的见解。李先生的立论，有他自己的逻辑，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把过去中国专制社会的果，归因于传统文化的根，事实是否如此，其实值得推敲。《论语》的主要内容，恰恰是孔子对于如何才是理想的社会、如何才是理想的政治这样问题的思考，考察孔子的言论，其实更多是针对如何限制上位者的权力这一角度展开，因为那才是孔子理想中的社会与政治该有的样子，这一点，会陆陆续续在本书中展开。另外，我也觉得，世界文化要融合，不要对立，就不能只强调中西文化的不同，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提出：心同理同，物同理同。西哲斯宾诺莎：思想之伦次依循事物之伦次。孔子的儒家学说，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同时产生于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绝非偶然，只不过，中国后来的发展路径，走了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路。过去我们谈论中西方文化，总是强调中西之间的差异，但是在我看来，中西固有不同，相通处也甚多，所谓“东海西海，人心攸同”，过分强调不同，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就是一句空话，发现和挖掘其间的共通之处，地球村才会变得越来越和谐，虽然“地球村”这个概念很久没有人提起，虽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壁垒在这个时代正在重新形成。

我们评价古人，要回到古人的情境，用今天的观念去评价古人，何其轻薄，何其粗暴。今天，《论语》不再是人人必读书，但，也不必以不读《论语》引以为自豪和光荣。

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年都会读《论语》，有些想法，没有及时记录下来，也就转瞬而逝，今年重抄《论语》，有了想把这些想法梳理整理的冲动。作为一个现代人，我读《论语》，不是把孔子当成至圣先师，不是匍匐在孔子的脚下带着膜拜的眼光去看他，而是有许多发挥，这是六经注我，也是我与两千年前的孔子跨越时空的一场对话。

我想回到孔子的时代和他的处境去理解他，同时保持自我。所以，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注疏。这本书中，有孔子对我的启发，也有我对孔子的修正。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阅读经典，既不能穿凿附会，强以己见去理解古人，也不可以迷失自我，淹没在古人的阴影当中。

我读《论语》，是把《论语》当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单条单条的去理解。过去的注疏采取单挑注解的方式，有其优点，可以让刚开始接触《论语》的人更便于理解其内容，但也有缺陷，就是造成了《论语》内容上的割裂，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论语》虽然是孔子弟子们编撰的语录体，但是它并不割裂，就像孔夫子，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割裂的人。

在我眼中，孔子是个可爱可敬的老人家，他真实，不虚假，有智慧，也有他的局限，我想在这本书中，向大家展现尽可能真实的孔子，当然，这个真实，是我眼中的孔子。

本书的体例，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论语》原文，第二部分为译文，第三部分，则是我的解读。《论语》原文，以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为蓝本，篇章安排，一仍杨氏其旧。书中所引众家注疏，则多来自程树德之《论语集释》，其他则是引自原书，引文出处多在文中标注，不再另外注释，这也是因为，我所引众家注疏，只是为了阐发我之所思，或者印证我之所断，故亦不再将历代注疏单做为一部分，而是将其置于我之解读之中。

过去《论语》的注本，种类繁多，众说纷纭，甚至相互辩难，让人莫衷一是，本书取名《论语新断》，希望通过此书，让读者可以对《论语》有一个精准清晰的了解。我之所思，前人已有者，则述其所以然，前人无者，则谨慎呈我之见。

这本书，在很多的地方，推翻了前人的成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本着“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我见从我出。不当之处，当然由我承担，苟有所得，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

当然，写这本书，给我启发最多的，还是孔子，我由衷地喜欢和感谢他。

在我幼年时，曾看我祖父在院子里摆一张小方桌，拿着毛笔，一丝不苟地抄“学而时习之”。这一景象，在我人到中年之后，愈发清晰，之后的岁月，每次读论语，我都会想起这个景象。这是祖父在我幼小的心中埋下的种子，如今它要发芽了。

辛丑秋陈远记于吾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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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 | 长三角美术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