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ˉ 李公明

【编者按】名人信札、文稿等往往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巨大的文物价值和审美价值。《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王鹏编）一书精心选择19世纪以来文艺、学术等领域近400位名人的珍贵信札、文稿等400余通（件），汇编为两大册，蔚为大观，受到读者普遍欢迎。本刊特发表李公明先生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以飨读者。

王鹏兄（寄梅堂主）收藏宏富，鉴赏精到，是资深的历代文人书画及信札的收藏大家。他在辽宁美术出版社工作期间，拜著名古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为师，研习书画鉴定，获益良多。90年代他到深圳工作，曾在何香凝美术馆担任展览策划，后辞职专注于书画及信札鉴藏。今寄梅堂主不辞劳苦，剔选、编辑珍藏名贤信札，彩版景印行世以垂久远，学林艺界殊可称幸。前些日子承以所编《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以下简称《尺牍》）书稿见示，并嘱余补序。我对书画信札鉴藏之道素无研究，只能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略谈名贤信札作为文献史料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般而言，信札的笺纸、形制、图案与书写者的书法墨迹分别构成其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从审美欣赏角度看，信札之美有三重意境，即花笺素笺之美、书法之美、文辞之美，癖好者尽得此三昧。故世有集札成癖者，庋藏之趣不乏佳话美谈。所谓“珍藏”“珍赏”，无非是指信札的文物之珍、艺术之美。故信札编选者亦有以信笺藻绘及书法之审美为要，如陈善伟、王尔敏编《近代名人手札精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令爱好鉴赏者赏心悦目，趣味盎然。但是对史学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还是在尺牍的文字内容中有可能包含的史料价值。以历史文献的角度来看，尺牍自属写本文献之一种；就其孤本存世及人际交往的信息传递而言，其史料价值高于印刷刊行的文献。

历史学家对于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早有精辟论述。著名史学家齐世荣《史料五讲（外一种）》（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三讲就是“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分政治人物信函与文化人物信函而论，前者以《曾国藩关于淮军会剿金陵事致弟曾国荃书》、《郭嵩焘论洋务书》（先后致沈葆桢、李鸿章、朱克敬）、《樊增祥致张之洞密札》为例，后者则举司马迁《报任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顾炎武论著述标准书》、《吴汝纶论西医中医优劣书》、《王国维致罗振玉书》、《陈垣论学风书》、《胡适论当代学人书》。作者从信函中详细分析其史料价值，逐一申论这些信函对还原和认识历史真相的重要意义。我们知道，除保存了各时期的公共信息外，私人信函中述及的所闻、所见、所思、所论，多有出自作者与收信人关系语境中的种种因由，在其公开著述文章中或不可见，故有可能在某种私人化语境中透露出其人、其事、其时的历史真实。例如从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对沈曾植的评论，可以研究学人间的评价在公、私场合的区别；从陈垣致蔡尚思的信中可以分析30年代史学界以研究尖精论题为贵的时风，这些均是近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治近代史者，或都读过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其前身《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1936年油印本）“例言”说：“本书所根据之信札，凡六千余件（电稿凡三千余件），而所采录之重要信札亦逾数百件。”现《梁启超年谱长编》收录谱主与师友的来往书信共七百余件，其中有些长达六七千字的书信一般也全函照录。可证信札作为历史人物研究史料之重要，实无虚言。梁启超一生往来书信极多，除与政务界、学界、名流的通信中有大量史料外，其与家人的通信中也往往有不少言及党事、国事者，直抒己见，情真意切，或更显其敏锐与真实之思想。如《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所见1925年9月3日《与顺儿书》，1927年1月18、25日和5月5日的《给孩子们书》，对时局及社会运动情状的分析论述甚为敏锐而深刻，至今读来仍令人深思。

再看看其他现代学界名人的年谱长编，不难发现来往信札往往也是最常见的被征引史料。如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汇辑了汪康年师友写给他的信函共七百余家、三千余件，由于汪康年是历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历史时期并较有影响的报刊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与各派重要人物交往频繁，其往来信札自然保存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大量原始史料。各方往返信函实是其人其时其事的真实信息之载体，因而类似往返书札、师友信札之类的辑刊著述，最能反映出当时各种面向、相互交错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各方信函的彼此参证之际，许多重要史料时有浮现。更重要的是，这些来自信函中的史料往往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多面性，有助于破除非黑即白的二元史观或辉格党人式的单一发展史观。

另外，以人物研究而言，其一生不同阶段的信札各有不同的史料价值。如台静农生前珍藏陈独秀晚年书信一百余封，过去大出版的《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新华出版社，1987年）和《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均无提及这批信札。1996年台北“中研院文哲所”《近代文哲学人论著丛刊》中收入《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其中仅台静农1946年赴台湾大学任教时带去并一直珍藏的陈独秀致台静农信札即有一百零四通，内有诗词二十多首，信札内容大都谈文史、文字学及出版著作事宜，也有社会、人生琐谈，均是研究陈独秀晚年境况及思想的重要史料。

由于认识到信函作为第一手史料的重要研究价值，近现代名人书信付梓刊行者为数不少，如曾国藩的《曾文正公书札》和《曾国藩未刊信稿》、左宗棠的《左文襄公书牍》和《左文襄公手札》、李鸿章的《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和《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王韬的《弢园尺牍》、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函稿》、康有为的《康南海书牍》和《康南海先生墨迹》、缪荃孙的《艺风堂友朋书札》、杨树达的《积微居友朋书札》等；也有多人信函的合编本，如《道咸同光名人手札》《民国名人书札墨迹》《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等等。可以说，这些都是近现代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以信函为历史研究之直接而且重要的史料，对研究者来说有不少困难要克服。首先是信函之真伪辨识。比较大的作伪例子是20世纪20年代由上海一家书局出版的《十大名家家书》（再版时改名《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收入郑板桥、纪晓岚、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十人信札，流传较广。然而有专家考证，其中大多数信札是伪造的。信札辨伪，除了对来源、笺纸、笔迹的考察鉴定之外，对信札内容、行文、语气等方面的分析也很重要，后者涉及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知识、人物知识，要求有很高的见闻学识和鉴别能力。例如收信人与写信人的关系、信中谈到的人物、写信日期及缘由等，在当时通信双方来说都不是问题，但是对后人来说有时就成为谜团，需要细心考证。

其次，在信函真伪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各种由汇辑信札而来的编校刊本，以及大量运用信札材料而编撰的年谱、传记之类著述，其中时有编选者或出版者依其主观立场或利益动机而作筛选、删节之处。信函虽然是真的，倘其全貌不存，必致史实失真、研究受困。尤应指出的是，国内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出版物审查过程中之种种删节似乎已习以为常，殊不知在日记、书信等史料类别中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对研究者主观论述的删减与对作为原始史料的日记、信札的删减不是同样的性质。顺带要说的是，作为史料的个人日记在公开时当然也有删减修订之可能，但是信札与之不同的是，信寄出之后除了少数情况之外，信函一般已不在自己手里，写信者自己及后人一般难有机会删节修改。但是也有例外，如鲁迅与景宋（许广平）的《两地书》（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4月初版）由两位信札作者自己编辑，比较《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可知前者对原信手稿作了增删改动。也正因如此，信札编辑者或出版方的筛选和可能存在的删减更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问题。

还有就是阅读之难。释录信札文字并加以标点实非易事，信函中各种书体的杂用、人各不同的书写习惯、不同心境中的书写笔迹、所述及的陌生人名事由极其庞杂纷繁，等等，加上某些信札原件或有墨迹黯淡模糊之处，认字、释读之难不可小看，即便是高手也难免误认误读。今人多有欣赏信札书法审美之好，然而从作为史料角度来看，许多书法家的字迹未必容易释读，有时反而是不善书者字迹较为规矩易读。研究者或没有条件阅读信札原件，或对认字释录没有把握，就要依赖编校的刊本。但一方面已编校出版的信札刊本与近现代信函存世数量之巨毕竟无法相比，另一方面是编校刊本与信札原物已经隔了一道，审慎的史家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或不敢全然相信编校者的功力与忠实，因此无论如何，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最理想的文本就是信札原文影印与释文并列。但是，这样的条件又岂是易得。幸闻寄梅堂主有言，此册《尺牍》之后，将继以释文等资料为专辑刊行，诚哉善哉！

在认字释读之难而外，尚有理解之惑。人各不同的文体风格在私人信札中往往会更率性地彰显，也有些作者文风晦涩难懂或玄虚炫人，笔下古典与今典齐飞；各种语境、心境也会导致行文中不乏曲笔、隐喻，当其时收信人因在语境之中而心领神会，时过境迁之后可就难为了后来的读者，虽苦心揣摩或仍难得要领。若通信双方是官员而私下互通政坛动向，或是在野议政之士而讨论时势，往来书信各方身份不一，诉求同异并存，声气卑亢相激，其信函中更会有各种指代暗语，外人岂易知悉，更何况后人乎。如前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谓“本书所收信札材料中，于人名记事颇多隐秘处”，即为一例。还有，在历史风云变幻中，如写信者是敏感人物，其信札常会“阅后付丙”，家藏各方来往信札更是容易被抄查焚毁，少量能够留存于世者已是侥幸，然其信函往复的语境亦因此而支离破碎，难以作脉络连贯、相互印证之解读。

许多信札的作者及写作时间的考订也颇有难度。有些信札同一作者的署名变化不一，至交间书翰署名或甚潦草，或类似画押画符；又有不同作者而署名相同者，极易混淆。信札的写作时间通常是有月、日而无年份，有些来往繁密的信札只写日，更难考定。凡此种种，唯有结合信札中述及的人、事、时、地等内容和墨迹、流传等情况详加审辨。

上述种种，可见以信札作为史料研读之难。于研究者而言，能获睹原札已是幸运，自不应知难而退。藏家、编校者和出版者定其真赝，释读其文，遴选景印，所肩负之重托与荣光更是彰显于世。

入选《尺牍》的名贤作者凡三百八十六人，从政界、学界、文学艺术界到社会贤达，包括有翁同龢、张之洞、吴昌硕、黄宾虹、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于右任、叶恭绰、熊十力、胡适、梁漱溟等，近现代各界名贤毕萃于斯，蔚为大观。入选信札四百二十一通，年代由19世纪初叶至20世纪末，内容涉及国事评议、文人交往、艺林切磋、学问商兑、典籍整理乃至家庭友朋间的人事请托等方面。以愚管窥之见，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尤为突出，兹摘引数例，聊作佐证。

胡适一生来往书信极多，汇辑刊行的信札也有各种版本，其中《胡适书信集》（三卷，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收入1907—1962年书信一千六百四十四封；季羡林编《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有四卷是书信；台湾“中央研究院”编《胡适全集》（2018年）中有《胡适中文书信集》（五卷，潘光哲主编，“中研院”近代史所胡适纪念馆，2018年），多达一百六十余万字，搜罗整理更为完整，其中不少是首次公开发表的信札。以上刊行之胡适信札为研究胡适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中收有胡适于1928年致单不庵信札一通，其史料价值首先在于完整地复原了这封信函的全貌，是对上述已刊行胡适信札的重要补充。原信书写于三页“新月稿纸”上，每页竖排十行，刚好写满。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二十三卷586—587页所刊该信札释文为：

不庵先生：承示《文苑英华》校语之由来，甚感。家中偶有周益国文忠公集，因检文苑英华序校之，亦稍异同，如：

凡庙讳未祧  集作“凡庙讳未祧之前”

三诗或合为一  集“三”作“二”

广韵各有侧音  集“音”作“声”

效课  集作“郊课”（注云：“翰苑本注，郊一作效。”）

《文苑英华》的《传法堂碑》，虽不是据石拓，然周氏序中说。

修书官于宗元、居易……辈，或全卷取入。可见英华所收白集，乃是据宋初写本，也很可宝贵了。

来示不曾提及《文苑英华》辨证于《传法堂碑》有所辨证否，此间无《辨证》，便中乞一示知，甚感甚感。

“胜家道场”，鄙意疑是“胜业道场”，但不敢臆断，将来或别有旁证发见，亦未可知。

胡适。十七，六，八

该信札出处下注：“选自《胡适书简》，（台北）时代文化出版社1962年出版。”

再看潘光哲主编《胡适中文书信集》第二卷129—130页所刊该信札释文，除将《全集》本释文第三行“亦稍异同”作“亦稍有同异”，以及在“周益国文忠公集”“集”“白集”“《文苑英华》辨证”等处加书名号外，余皆相同。该信札出处注释为：“适，《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附录》，《胡适文存》，集三卷一，页517—518；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卷二十三，页586—587。”

对照《尺牍》中的这封胡适信札，发现上述两部书信集所刊行的释文除少了第一行“六月三日信收到，谢谢”之外，竟然都去掉了原札第三页，但是其落款又与原札相同。原札第三页释文（原札释文由寄梅堂提供，下同）为：

《白话文学史》已印成，序文与校勘表都已毕事，端午节前可以出版，那时当寄呈乞正。

此书我初当作一种小玩意儿，不料竟费我十个月的工夫，有二十一万字之多，还只做到白居易而止！将来全书大概有七八十万字也。上卷印行后，拟暂时中止，先作《中国哲学史》中卷，期以一年成书。四十之年，忽忽已到，不可不努力做点事业，故此时正料理清还一切细碎文债，七月以后专力做《哲学史》了。

胡适。十七，六，八。

从研究胡适写作《白话文学史》与《中国哲学史》的过程来看，该信札第三页无疑是很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然而至今的刊行版偏偏漏了这重要的一页，实未知是什么原因，应是源自《胡适书简》编辑之误。另外，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联经出版社，1990年校订版）“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戊辰”，没有提及6月8日的这封信札，但是6月5日有《白话文学史自序》的记载，与6月8日信札中说《白话文学史》序文已完成，正相符合。

《尺牍》收钱基博致卢弼信札两通（落款日期分别为“二月二十四日”“九月六日”）。卢弼（1876—1967），字慎之，号慎园，现代著名藏书家、学者。钱基博“二月二十四日”致卢弼信札全文：

慎老前辈道座：久疏音敬而中心向往。博现不开课，所以到校极少，校中收发处青年工友，亦与博相忘于亡何有之乡，直至昨日到校，乃由总务处交视诲帖，敬悉：优游杖履，从容文史，学养功深，无任企仰。博文质无底，于当世贤豪长者素少往还。行严先生以文字相知赏三十年，而仅在沪寓匆匆一面。去年张次溪以编年谱不介而来索序。博会有所感，乃历叙辛亥革命以来政权之递嬗，党治之得失，而推究所以，中引书“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而次行严一生行实为穿插，不过借题发挥。乃承齿及，其实书生习气，不受武子尽言之罪，为幸多矣。

尊藏先吴越王表忠观碑，欲以见赐，不敢不拜嘉。博旧有十二幅，尚系明永乐年间拓，尾有成化五年匏庵吴宽硃笔题字三行并白文“匏庵藏章”，已于前年赠敝省文管会矣。博年老，客授诸子，亦糊其口于四方，自以钟鸣漏尽之日不远，连年抽身回里，散遗所藏。三十八年回里，以书二百五十箱专一节货车运武昌敝院图书馆。又于去年整理敝箧铜玉瓷石各品，得二百二十件，写一说明书送敝院博物馆。此皆博近十年笔耕舌耨之所获，现皆付之过眼烟云，亦实见到图书彝器皆文化之遗产，历史之物证，无一姓得保数世，不如化私为公，卸去包袱也。敝院旧为华中大学，现收归国有，改称华中师范学院。博现已不授课，仅挂一院务委员名义，院当局以博步履不便，许以杜门自供，不甚到校。如赐示，寄武昌云驾桥华中村十四号为幸。匆复不尽，惟驾餐珍重，千千万万！晚学钱基博手奏。二月二十四日夜。

案：此是钱基博回覆卢弼的信札。信中提到华中大学收归国有并改称华中师范学院，查1953年10月24日中央高教部批准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华中师范学院”，据此，该信落款中的“二月十四日夜”应是1954年。信札中两次提到自己已经不授课，很少到校。钱基博从1953年开始因身体状况不良，故不再去教室上课，亦很少参加会议，基本上是闭门读书治学，也能说明该信的写信时间应在1953年之后。信札中提到捐献图书文物之事，是在1950年、1952年。另外，信中说张次溪为编章士钊年谱而请其作序，查2017年“彩笺尺素——近代名人书札专场”有章士钊撰并书辞赋三首，起首云：“张次溪、孙思昉为余编年谱，钱子泉基博作五千言长序宠之，感赋”，可证钱基博所言。至于钱自言在序中“乃历叙辛亥革命以来政权之递嬗，党治之得失，而推究所以”，亦可见钱氏此时对民初以来政治尚有所思。

“九月六日”致卢弼信函中提到的送教育部门的“五千余言”意见书，应是指1957年作为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鸣放”号召，写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那封后来被称为“万言书”的信，故此信之“九月六日”应该是在1957年。在这封信中他谈到有些政治运动搞得人人自危，以至于“弟控其兄，妻控其夫，子女控其父母”，有时“整夜斗争一个人，不许睡眠，强凌弱，众暴寡；不堪困辱者，被迫自杀，或成疯狂”（见钱之俊《钱基博是否被打成右派的争议》，《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与致卢弼函中所称若合符节。另外，信中说“而今文章道尽，上庠国文系学生于普通文言文已不能阅读，能读拙著者已无人，更谈不到相绳纠也”，也是当时文科教育的真实写照。

《尺牍》收章太炎致朱希祖的长篇信札一通，是研究章太炎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私人信札与学术史研究之关系的重要例证。朱乐川（朱希祖的曾孙）撰《〈章太炎答朱希祖问古文疑事书〉考释》（载《文献》2013年第4期）对该信札考释甚详，文末案语谓此信是章太炎回覆朱希祖问学之信，写于1910年5月20日。时章太炎在日本，朱希祖在浙江嘉兴第二中学任教，“信札较为全面地体现了章氏对经学、史学、今古文之争的某些经典观点，不仅对章氏生平研究有所裨益，而且对章氏学术思想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章太炎逝世后，朱希祖将章太炎1909、1910两年自日本所寄论学书札八封抄录寄给《制言》半月刊，在《制言》第35期（1937年2月16日）刊载了此信的第一部分，即《答朱逖先问老子征藏故书书》。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收章太炎致朱希祖信札四通，第一通采自发表在《制言》第35期的该信。朱乐川此文为该信札全文之释文首次公开刊行，并结合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而考释信中内容。然而，该文对朱希祖寄给章太炎的问学之信却未有提及具体内容。非常难得的是，《尺牍》恰好也同时收入朱希祖的这封问学之信，使问答之间的问题语境一目了然，堪称绝配。朱希祖致章太炎问学信札书于嘉兴府中学堂科目考试原稿纸上，共三页，竖行。《尺牍》同时影印了朱希祖之子朱偰的案语：“上章先生问古文疑事书。谨案：本书作于民国前三年，时先君尚在嘉兴两级师范学校任教员，系本册所保存最早之墨迹，滋可珍贵。三十年后先君又重录一遍，并附跋文于后。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朱偰谨识。”查朱希祖年表，他在宣统元年（1909年）从日本归国后，先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0年应嘉兴中学监督范古农之邀而转往嘉兴府中学任教。从这封问学信札所使用的嘉兴府中学堂科目考试原稿纸来看，也可证实写信时间是在1910年。另外，《尺牍》所收此三页，起首书“问章先生事”，不是信札格式；信中涂改增删之处甚多，第一页上端空白处更有一大段补充文字，显然是信札的稿本，可以看出朱希祖写问学书的认真态度。

《尺牍》所收康有为《致教育部书》文稿，是康有为1913年5月《覆教育部书》的起草原稿，是康有为研究的重要史料。该文稿标题为“致教育部书”，正式发表时改为《覆教育部书》。由于信中有“辱承大部贻书，命作国歌……”之语，故此信当作覆函，现名亦可。第一页右上端空白处有康有为自书“请即抄正于稿上发刻”。该稿首尾完整，毛笔手书，行文中有大量涂划修改之处，且与最终刊行出版之文略有差异，可与《康有为政论集》（下）（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1年）刊行的《覆教育部书》（1913年5月）对照其种种增删修改之处。此文稿末有题跋：“此康有为先生墨稿，得之于其家人之手。丙子年（一九三六）首重付装池，因识篇末，珠浦香翰屏。”钤印：珠浦香氏（朱），翰屏审定（白）。可知此文稿原系民国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香翰屏旧藏并跋。从该文的时代背景来看，教育部于1912年夏令停止孔子丁祭，康有为哀叹不已，指示门人陈焕章、麦孟华等在上海创立孔教会。后袁世凯命教育部请康有为创作中华民国国歌，康遂作此《覆教育部书》，刊于其本人创刊的《不忍》杂志第4册（民国二年五月）及《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5号（民国二年六月）。在文中，康有为陈述国歌关乎国势，进而劝说政府收回废除丁祭成命、保存祀田以尊孔，由此则“天下闻风，犹知向往，大教未坠，人心未死，中国犹有望也”。此文稿发表后，袁世凯于6月22日颁布“复学校祀孔”命令，之后教育部亦下令定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日）为“孔诞节”，一时间尊孔祀孔之风甚盛。由此可知康氏此《覆教育部书》之重要，而《尺牍》景印之原草稿，其涂划修改之处与最终刊行之正文相比，正可见其思想表述的慎重斟酌。

史海茫茫，历经时代沧桑变幻而得以流传的名贤信札作为文献史料，弥足珍贵。然其价值能否彰显兑现，关键还在于研究者的眼界与识力。承蒙寄梅堂主不弃，因述信札作为史料之所思所感，聊为小序，以就教于读者方家。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来源 《美术大观》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