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5岁的段文杰还是国立艺专的学生，在重庆参观了“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画展”和“张大千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两场展览后，决心去敦煌看一看。

1945年7月，段文杰与国立艺专同学杨浩青、程艾舟、郭瑞昌三位同学相约一起去敦煌看看。带着借来的一点路费，他们搭乘一辆拉货的卡车驶向敦煌，路上又换了一辆客车，不曾想，客车出了故障，翻车了。等了几天，他们好不容易弄了几张汽车票，但没法直达兰州，只能走一站算一站。一路途经略阳、徽县、凤县、天水等地，这样断断续续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兰州。

刚到兰州，就听说敦煌艺术研究所要被撤销了。段文杰在兰州遇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常书鸿说：“现在有人要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我这次就是要到教育部去落实一下。我主张还是要办下去的，我去活动活动，如果继续办，我就回来。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你不如留在兰州等候消息，等我回来再一起去敦煌。”

而同行的杨浩青、程艾舟、郭瑞昌三人，听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撤销的消息，看到敦煌的画家纷纷东归南下后，就改变了主意，准备回到南方，并邀请段文杰一同去南方教书。

段文杰决定等常所长回来。如果常所长不回来，敦煌艺术研究所真的被撤销，“那一个人也要去一趟的”，他想。

他在兰州找了一份临时工作，给人家写职业介绍信，挣点工资，养活自己。住集体宿舍，睡木板床，用水自己到黄河边去挑。后来也利用自己的专业，画一画壁报，拿一些稿酬……

半年过去了，常书鸿终于来了！

大家挤上一辆卡车便开始向敦煌进发。经过几天的颠簸，段文杰终于到达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一把行李放下，顾不上整理和休息，就直接向洞窟走去，他急切想看看洞窟内的古代艺术作品。穿过一片银白杨、钻天杨和榆树组成的树林，走到崖畔洞窟前，首先入目的就是那座依崖而建的九层楼大殿，里面是一座巨大的佛像……

“我好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精神上饱餐了一顿。”

在莫高窟，段文杰用他扎实过硬的绘画功底和丰富的学识，不断寻找敦煌文物最好的临摹技艺。线描、晕染和传神技巧，一次次地试验；头发、面相、手姿、衣纹，一遍遍地练习……

终其一生，段文杰一共临摹洞窟壁画360多幅，创下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的第一。

敦煌壁画，脱落漫漶之处很多，许多壁画正是在段文杰的抢救性复原临摹下，才得以复原本来面貌。

复原临摹要求很严格，在临摹之前，要做很多研究、查证、对比工作。形象不清楚之处，要从其他相似且保存完整的地方去找根据，并反复考证，再将其补全。总之复原临摹不能随意添补，必须有历史依据，做到物必有证。

他的许多复原临摹作品，皆被称为“临本中的典范之作”。

反右派斗争时，段文杰被撤销了美术组组长的职务和副研究员级别，每月只发40元生活费。妻子龙时英因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和刺激，经常彻夜不眠，逐渐患上了幻听症。

炼钢铁，搬石块，取土运土，筑堤坝，修电站……哪里有重活累活，哪里艰苦，段文杰就被安排在那里。

体力活难不倒段文杰，只要回到洞窟里，他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空间。这是一个浪漫的、艺术的世界。在这里，他和古代艺术家心灵沟通，谈艺论道，完全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只全身心地沉浸在自由畅想的海洋中，人世间的烦恼此时也烟消云散。他说：“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啊！”

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段文杰被发配到农村务农。革命委员会征求段文杰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回四川老家还是去敦煌农村。段文杰回答：“我的家就在敦煌，就到敦煌农村吧！”

在敦湾大队，53岁的段文杰要和其他社员一样凭劳动挣工分，他干过的农活有修渠、浇水、翻地、耕作、收割、养猪、垫圈、积肥，几乎把敦煌壁画上古代农民的各种农业生产活动，都亲身体验过了……

在劳动繁重、生活艰苦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对敦煌艺术遗产进行研究思考。一有空就研读有关敦煌的书籍，还不忘写下心得笔记，修改过去的研究文稿。他很清楚自己写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发表，也不会引起别人的关注，但他仍这样无怨无悔，坚持研究，只是为了对古代遗产尽一份责任，了一种心愿，守一份自觉，感恩敦煌艺术给他的那一份难忘的温暖。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再次回到敦煌，回到心心念念的敦煌。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玉门关外春风同度。各大高校相继开设了“敦煌文书研究”课程，兰州大学历史系举办了“敦煌学讲座”，来函邀请段文杰兼任客座教授，讲授“石窟艺术”。在兰大讲课的同时，他还帮助《兰州大学学报》组织了“敦煌学研究”专稿。这段时间，他自己也在各大期刊上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

同时，段文杰被任命为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全面主持工作。一个重要的问题总在段文杰的头脑中萦绕，如何推动敦煌学研究在各个领域内更加深入的发展，如何扭转“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落后局面？

他觉得作为一个莫高窟人，有责任和全院研究人员一起，团结全国各地的学者，携手并进，把敦煌研究事业搞上去，否则对不起创造了敦煌文化艺术瑰宝的先贤，对不起祖国和人民，也对不起海内外关注和热爱敦煌文化艺术遗产的朋友们。

他通过出版画册、编辑文集、创办期刊，增强了中国敦煌学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他策划主持了多次国内、国际敦煌学术研讨会，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国际敦煌学的发展。

他重视石窟保护工作，时刻想着如何做好窟内文物科学保护和窟外环境治理工作。

他关注石窟讲解和展示工作，他规范讲解制度、培养外语讲解员，使敦煌的对外开放事业迈上新台阶。

他提议并促成把敦煌文物研究所提升为敦煌研究院，扩大了敦煌学研究范围，并广纳人才。

他带领敦煌研究院同仁，在各国举办敦煌壁画展，推动敦煌文化走向世界。

出国交流时，他多次呼吁各国将中国失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物归还中国。

他提议申报中国敦煌莫高窟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