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耀杰
2024年10月17日晚上，青岛朋友李洁、臧杰请吃海鲜大餐，他们特别邀请的主陪是青岛日报前总编蔡晓滨先生。蔡晓滨先生阅历丰富，直接服务过八位副省级的青岛市一把手，海鲜大餐也因此演变为一场堪称青岛故事汇的精神盛宴。
匆匆赶来的老友刘宜庆谈到2012年和我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南京大学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联合召开胡适国际研讨会。我纠正说当年的胡适研讨会并没有邀请我，而是苏南主持的《乡土》杂志以研讨乡村文学和乡村建设的名义邀请一些朋友到南京，两个会议的刚好时间重合，于是，两拨人就有了一次大聚会。
谈兴正浓的时，李洁突然说了一句“苏南去世了”。短短一句话对我来说犹如炸雷，我急忙打开手机翻看南京朋友范泓、李广月的微信朋友圈，得知苏南去世的时间是两天前的10月15日。苏南自己的微信，停止在10月1日。我和苏南的最后一次私信对话，是6月8日。我私信询问李广月，得到的回答是：“苏南是2021年底肺癌手术后放化疗，今年六月中旬转移脑膜。”
我1989年报考的是南京大学中文系陈白尘、董健的戏剧学研究生，董健先生想录取一位英语不及格的女学生，就建议我到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研究生，说是那里属于定向培养，毕业后可以留京工作。我和董健先生从此便有了亦师亦友的情份。他退休之后那些年，我每年都会礼节性地到南京看望一两次。和不拘言笑的董健先生相比，我更喜欢相处的是范泓和苏南，我们在南京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包括朱军、邵建、邓伍文、王进、陈忠、殷杰、刘洪军等等，我同时还要到南京大学图书馆找陈远焕先生查询一些港台版图书。
董健先生去世之后接着是三年疫情，我由于种种原因再也没有去过南京。去年在广州见到朱军，约定今年春天在南京相见。由于范泓远在欧洲，我又把今年春天的约定推后到明年春天。如此一来，我却再也见不到苏南了。
我认识苏南是因为范泓，我每次见到范泓，他身边一定有苏南在。我和范泓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基本上都是民国历史，苏南插不上什么话，总是笑嘻嘻陪着我们品茶喝酒。直到有一天我意外得知，苏南早年负责某个电视频道期间，为了帮助一位朋友而付出过不必要的代价。苏南谈起此事竟然表现得风淡云轻，让我见识了这位谦谦君子隐含内敛的峥嵘之相。
剧作家邓海南先生在《好友苏南》一文中提到另外一件事：“大概是90 或91年，诗友孙中明犯了政治上的事儿，入狱四年。是苏南叫上我到公安局去接收孙中明的诗稿、笔记和其他私人物件，这些东西苏南一直妥善保管到中明出狱后归还给他。因为孙中明，苏南还吃了些挂落。”
2014年7月3日到10日，我利用回河南家乡看望老母亲的机会，邀请范泓、苏南到河南禹州、平顶山、三门峡、郑州等地游山玩水会朋友。河南家乡的朋友们特别给力，一路上安排照顾得周到细致，给苏南留下极好印象。此后每次见面，苏南总要提到河南方面的几位好友，以及中原大地历史悠久的文物景观。
2016年9月12日，我利用给董健先生和已故陈白尘先生做戏剧家访谈的机会来到南京，当天下午跟随范泓到南京大学教工宿舍给98岁的杨苡先生祝寿，在杨苡先生家里看到俞律先生题写的一幅祝寿诗词。
俞律1928年出生于扬州，1947年在上海读中学期间开始发表散文和戏剧评论，属于为艺术而艺术派的文坛新锐。1951年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一直任银行职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得到改正。他曾任南京市作协副主席、秘书长，南京市政协常委、京剧联谊会副会长，江苏省政协书画室特聘画师。他的太太李玉琴是李可染的长女。杨苡、俞律等文坛前辈，是苏南、范泓那一代文学青年进入文坛的恩师和引路人。
当天晚上的朋友聚会中，苏南谈到有人建议他拍摄南京文化名人的系列专题片，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说，这些文化名人当中唯一值得他喜欢与尊敬的是俞律老人，于是，他顶着压力申报立项了俞律一个人的电视专题片《金陵吟》，打算花费两年时间跟踪拍摄这位老辈文人吟诗绘画的精彩人生。
这一年的中秋节是9月15日，范泓建议我跟随苏南去看望俞律老人。老人兴致勃勃地陪我们聊天，还给我写了《胡适先生传》的题签。苏南在当天的微信朋友圈发布图文介绍说：“【中秋】上午，雨。张耀杰、李广月、庞根泽、我等一行访俞律老。耀杰问及俞老民国年间与反右运动旧事，既有笑谈亦有不堪。应嘱，俞老为耀杰新书题签‘胡适先生传’，好滋味。再书耀杰之八字‘核心价值观’（如图），至‘宪政’二字俞老笑曰‘这里用了民国年间的字。’趣。”
第二天下午，扬州朋友戴荣臻、刘健冒着大雨驱车来到南京，邀请我到扬州先锋书店做一场讲座，苏南主动提出要陪我一起前往。他在当天晚上的微信朋友圈写道：“【书香】扬州先锋书店。张耀杰谈蒋介石终身执政的合法性危机。顾坚主持，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扬州是月亮之城，今晚风雨，不见月亮，但张耀杰先生来了就是月亮，且散发着智慧的光芒。（掌声）”
苏南比我大10岁，他与范泓、邓海南等南京友人的峥嵘岁月和黄金时代，是1980年代。我当年是河南省农村不能按时领取42元工资的中学教师，文艺殿堂于我是遥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邓海南先生回忆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江苏是比较引人注目的青年诗人，又是南京日报的诗歌编辑，身边有一群青年诗人朋友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那时常在一起喝酒谈诗的除苏南外还有范泓、任洪、贺东久、孙中明等。”上海戏剧学院的李建平教授当年是前线话剧团的导演，他在悼念苏南的文章中说：“苏南是前线大院的常客，我的同事、编剧邓海南、蒋晓勤以及歌舞团的贺东久、陈亦兵都是他的朋友，我们常在大院相遇！”
邓海南说苏南“为人诚恳豁达，又多才多艺”，他还说自己在苏南鼓励下“居然成了一个半调子的野路子画家”。“野路子”三个字，恰好是俞律老人给苏南的印章篆刻所下的评语。篆刻家庞根泽介绍苏南说：“他刻印纯属好玩，胆大，基本不打印稿，单刀直入，猛利爽快，这也符合他的性格。……他刻印还有个特别之处，就是不喜欢磨印石，找理由说是磨不平，所以印石越积越多。”
苏南1980年代在《南京广播电视报》做副主编期间，就喜欢不拘一格地刊用各种印章，对于篆刻艺术颇有心得。为了帮助我推广新书，我每出版一本新书他都会送我一方书名印章。有一年我过意不去，寄给他一箱我在茅台镇订制的酱香白酒。他不仅反过来花钱购买了几箱白酒，还在朋友中间替我解释说：耀杰是因为家庭负担过于沉重，不得不在写书之余经营一点卖酒生意。
在我的印象中，苏南和俞律老人一样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玩家，同时又是对各路朋友都热情周到的贴心暖男。回想起来，我近20年去得次数最多的城市就是南京，究其原因，主要是范泓、苏南两位兄长不仅好玩有趣，而且温润平和，让我这个为学术和家庭疲于奔命之人，能够在思想情感的交流共鸣中有所缓解和治愈。
我和苏南相处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他如何重要。没有了他，我才意识到遇到这样的朋友，实在是生命中不可替代也无法强求的一种幸运。茫茫人海之中，像苏南兄这样有温度、有性情的知心朋友，才是最为稀缺的一种存在。
2024年10月28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系历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