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 王智忠

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汉字改革成为热点。革命儒生章太炎首先提出以章草作为标准简化汉字的主张；五四文化干将钱玄同以章草《急就章》为例，指明章草字数多，且多举物名，可撷取偏旁最多，便于组合和利于推广；北京大学教授卓定谋则认为章草承隶书、开楷法，而今草是信手挥洒、想象臆造的书体，着重于艺术表现，相比之下，章草才是最便于实用的字体；章草书家林志钧则从实践角度指出章草结体变化皆具法度、不伤狂蔓，笔画视隶与楷皆简、平正流速、兼而有之等特点。各界推广、普及章草的呼声客观上催生了这一时期草书热潮。

汉字改革助推下的章草理论

在汉字改革的推波助澜下，大量章草著作应运而生。章草书法史方面著作有卓定谋《章草考》，此书从章草的名称、字体、源流、省变方法、盛衰、书家小传、参考材料及章草的收藏家等方面进行了详尽考证。书法目录学著作有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涉及书法类著作约四百八十余种，不乏涉及章草的内容。尤以章草技法著作为最多，包括卓定谋《用笔九法与章草》《补订急就章偏旁歌》、王薳《章草辨异手册》、王世镗《增改草诀歌》《稿诀集字》等。卓定谋《用笔九法与章草》针对每种用笔方式，研究不同书体的相应线条，使习字者能在线条要义及具体图像上产生一定的联系和对应，这比《笔阵图》及《八诀》中抽象的势态比喻更为直观（元国霞语）。王薳《章草辨异手册》章草研究应用价值较高，该书从偏旁、字形、字源三个角度分为二十二例，便于章草字形的查找。王世镗《增改草诀歌》据明人草书歌诀增改并用章草写成，集中展现其尊崇章草的主张。在草书形似问题研究上，王世镗对明人歌诀多停留在简单枚举、少有文字学观照、形似产生根源分析不足等有所纠正，对于草书同字异写、异字同写、汉字字符与形似字关系等问题的分析颇具学术价值。

沙孟海  草书录书谱句轴

尽管章草书家及理论家们从学理、技法、教学等角度作了充分论证和准备，并在小范围内作了一定普及，但以章草作为通用字体，推行汉字改革的做法并没有实施开来。究其原因，产生于汉代的章草文字看似简单，其实发源于篆隶，且同字多形、一形多字现象普遍，不易识别又容易造成使用的混乱。作为汉字改革中楷书简化的手段之一，草书楷化尚具有一定应用价值，但作为通行文字则远不及唐代以来的正体楷书，其并不符合当时的文字使用环境。章草一旦转为记言的实用字体，群众基础缺乏，推广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即使后来于右任以更大力度本着易写、易识、准确、美观为原则创制了“标准草书”，试图推广普及草书，但仍收效甚微。

然而，章草参与文字改革的希望渐行渐远并没有影响其艺术价值的深入开掘，历史也以另一种方式补偿了它文字通用未果的失落。

方人定  草书毛泽东词减字花木兰·广场路上横幅

异彩纷呈的章草创作

王国维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此话不无道理。有清以来三代吉金、秦汉北魏碑版，尤其是二十世纪初大量面目迥异的秦汉简牍、写经文献的出土，给这一时期章草创变带来资粮，涌现了如沈曾植、王世镗、余绍宋、王蘧常等众多章草名家，这一时期也成为继汉魏、元明之后第三个章草书高峰。传统书学认为，皇象《急就章》、索靖《月仪帖》等为草书的早期面目，章草也成为草书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章草之后今草、狂草的后来居上，使得章草渐成式微之势。元明复古风起，赵孟頫、邓文原、杨维桢、宋克留下许多优秀章草作品，但这只是使濒临失传的汉魏章草得到继承和延续，而并无实质性的突破和发展。

沈从文  草书致友人札

这一时期的章草创作有碑派和帖派之分。碑派注重章草与秦汉篆隶、六朝碑版的融合，这些书家有意将篆隶笔法融入章草创作中，总体书风沉雄、朴厚、老辣、开张，代表书家有沈曾植、曾熙、王世镗、梁启超等人。沈曾植早年学书从帖入，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中年以后效法黄道周、倪元璐，参以《爨宝子》碑法，又将简牍、写经、汉隶、章草等熔于一炉，形成了奇绝生辣的章草风格。他的好友曾熙虽留下的章草作品不多，但自称“颇谓能发幽造秘”，往往以汉《夏承碑》《流沙坠简》、汉残简、陶器文笔意写《急就章》《月仪帖》等章草名作，弱化波磔和提按变化，宽博圆劲、凝练外拓，别具风貌。王世镗以章草《急就章》为本，参以《爨宝子》的古拙趣味以及今草的连绵笔意，作品气势宏大、深沉古雅，晚年更是融《流沙坠简》笔意，可谓用汉法写章草，还原了章草的本来面目。梁启超的章草用笔爽劲如《张猛龙碑》，而体势方扁雍和又如《张黑女》，文雅内敛、骨骼清奇。王蘧常章草则取法上古三代吉金文字、鸟虫杂体及小篆，更兼简牍、帛书、陶文乃至汉隶、魏碑，形成了盘迂环绕的“蘧草”风貌。

帖派章草取法上虽没有碑派丰富，面目亦有可观，代表章草书家有钱玄同、余绍宋、沈从文等。余绍宋虽于碑版用功，但学者气质决定了他的帖学情结，其章草不取法碑派所宗《急就章》，而是取法明人宋克的章草和相对灵秀的《月仪帖》，书风文气雅正。钱玄同作为新文化汉字简化运动的倡导者，由于实用理念的驱使，采取“章草楷写”的方式，参以六朝写经之法，形成了简素、易识的章草风格。沈从文不取汉魏章草扁方的体势而变为长方，一派干净纯粹、秀美劲健的儒雅风格，与碑派开张奇肆形成鲜明对比。其他如林志钧、王薳、周肇祥诸家，也是较为纯粹的帖派章草书家，但相对而言，一些章草书家创作风格不够鲜明，亦可能是推行章草实用之故，反倒忽视章草艺术个性的追求。

谢瑞阶  草书联

章草理论、创作的当今启示

这一时期章草作为通用文字推广的失败和章草艺术创作的大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但客观上推动了章草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章草学习群体的扩大。重温这段历史对当今章草研究和创作也有借鉴意义。

一是章草草法规范的再认识。当代书法包括章草已退出实用领域，审美价值得到凸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章草草法。王世镗就特别注重章草造字理据和草法准确，颇具文字学眼光。在王世镗撰并书写的《增改草诀歌》中，他指出很多明人今草歌诀的谬误，比如《明人草诀歌》中“圭心可是舂”一句，意为“圭”下加“心”即为“舂”。《增改草诀歌》则改为“舂春虚奉圭”一句，认为“舂”“春”二字草法与圭无关。考二字篆法，“春”上为屯，“舂”上部为两手执杵形，皆与圭无关。再如《明人草诀歌》中“狐足乃疑心”意为“狐”字右旁脚部可写成“心”，《增改草诀歌》则作“狐爪惑厥心”，指出“狐”字今草右下从心是错误的。王世镗的指谬颇有见地。

高二适  草书论书轴

用现代眼光看，王世镗对章草的研究似乎显得繁琐，其实不然！作为当今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书法，作为学科地位不断提升、学科内涵不断丰富的书法艺术，需要研究者、学习者知识储备更加丰富，其中就包括文字学，看似独立的章草学习离不开对篆、隶书体的溯源，不能满足于单字形态的描摹，还应深入到对汉字形义的准确理解，这种理念引领也关乎着书法创作。

同时，这一时期章草创作在草法规范上做了一些工作，如草书形似字研究方面，着力点放在草书形似字组构建的系统性和形似辨别的可操作性上，建立较为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的草书形似字样本库，提供文本支撑和识别便利；规范草书书写，尽量避免章草形似字所产生的讹误。这也是宋代以来草书歌诀要解决但限于体例、资料而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二是章草创作需进一步打开字体、风格界域。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等章草名家创作风格面目独特、丰富，这得益于当时金石碑版、简牍、写经等新的书法学习资料。百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敦煌汉简、尹湾汉墓简牍、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银雀山汉简文字等草书文献相继面世，更加生动再现了不同时期的草书发展面貌，当代人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这也给当代章草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变路径。

来楚生  草书诗册

古代章草作品多见于文本抄录，《急就章》是字学之书，章草文献也多为医书、礼仪等儒释道经典著作，文人性情之作不多，书体风格表现上比较统一。书法史上行与草、楷与行相杂作品比较常见，但章草和今草、章草和狂草相杂的作品很少，这也是当今章草创作面目相对单调的原因。其实，王世镗已尝试章草、今草融合的创作方式，这也是他推崇章草同时又能包容今草美感的一种体现，可为借鉴。

这一时期章草取法篆隶、北碑的思路和尝试还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三代吉金、汉魏名碑、墓志浩如烟海，各种篆隶笔法、结字体势完全可以提供章草创作以新的艺术元素。当然，这也对章草学习者提出更高的要求，碑帖融合并非是两种审美风格的简单叠加，考验着书写者对艺术本体的全面认知。再有，民国章草书家们多为饱学鸿儒，当代章草作者的个人修养全面提升是非常重要的。于右任曾这样评价《急就章》：“许多字的草法太落后了，有些字简直不是草书；许多句子太闷气，许多字也都不适用；草法也并不一致，并不是真的‘一字万同’。”那么，我们是否也应对古代经典建立一种批评学习的意识呢？这应该也是必要的。

胡肈春  草书信札

来源 l 《中国书法》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