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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实物是“秦始皇诏文铜权”，是一个十边形棱柱体的铜质秦权，体高5.5厘米，底部圆直径4.3厘米，上细下粗，挺拔方正。
棱面铸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全国度量衡的诏文，除第一边5字、第5边3字外，其余每边4字，共40字。刻铸的字口深峻，文字清晰而严谨。从造型到铭文的刻铸都显的严谨规范，应是一件精工细铸的官制标准器。民国时期曾经金石收藏家柯莘农收藏，在2011年5月拍卖场中拍得977.5万元。秦权的收藏，随着金石学的隆兴，而被晚清民国金石名家、文物藏家所珍爱。端方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据端方幕僚褚德彝后来介绍，他一生共藏有各式秦权四十八枚，是他衙斋邀与友好玩赏的至宝。其中得自吴大澂的两枚“巨无霸”，可能就是放置在这张照片桌上的左右两边上。
照片摄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六日，地点在端方湖北巡抚任上的武昌官邸。太师椅端坐着的就是端方，自右向左依次站立的是他的好友与幕僚李葆恂、锡春臣、黄左臣、程伯臧，桌上放置还有大小秦权数枚。端方题记：“此《评权图》也。戊戌（1898年）之冬陈臬秦中，先后得秦大权二，皆重五十三斤，约即秦之百斤也。复得十余斤至数斤权五方，量椭量二，铜诏版一，大小轻重凡十器，亦足以征地不爱宝而物聚所好矣。”他也招致到金石学家王懿荣等人作为幕客为之网罗求索、考订校勘，并把所藏秦权影拓，传诸同好，遗泽后人。
权，就是度量衡器，商承祚认为它是天平的砝码，但也有学者认为是杆秤的秤砣。秦始皇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和发展经济，而改革和统一度量衡制度，他用当时的最高法令形式——“诏书”颁布秦国的度量衡制度，来废除其他各国的度量衡制度。
《汉书·律历志》称：“权者，铢、两、斤、钧、石也。”一石为四钧、一钧为三十斤、一斤为十六两、一两为廿四铢。据测，秦代一斤约合今250克左右。
秦权的质地为铜、铁，还有陶质的，多为半球形，少数有觚棱，一般分为权身与权柄鼻钮两部分。秦始皇权大都是实心，但秦二世权高体小钮，多为一斤重，因此身底部凹陷，空腹如钟，借以扩大外壁面积。
权体面上环刻的铭文，就是我们说的秦权铭文、秦量铭文、秦诏版铭文。有两篇：
一是，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诏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
二是，后来秦二世元年诏书，诏曰：“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
量，即升、斗，有柄，形状有方有椭，质地有铜和陶。诏版，长方形或方形，厚度在2-3毫米间，四角有带洞孔的边耳，为方便镶嵌在度量衡上。秦权量上的铭文，有的仅有始皇诏；有的同时有始皇诏和二世诏，两段诏书风前后一致，又有不一致的；有的有诏文，另还有使用地点、重量等信息；有的没有诏文，仅有重量、使用机构等铭文。从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的“高奴禾石铜权”看，正面阳文：“三年，漆工口、丞诎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高奴在今陕西延川县境，“漆”，地名；“工”即“工师”，为监造者。“丞”官名，主造者，“工隶臣”为实际铸造者，“隶臣”是刑徒身份。工师、丞、工三级，是秦国官府手工业的组织系统。口、诎、牟为人名。
另一面则刻了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和“高奴石”三字，并加刻秦二世元年诏书。可以推知，这个权从一开始铸造直至秦二世六年，三次镌刻铭文，长期作为标准器使用。上海博物馆藏的“商鞅铜方升”是商鞅任“大良造”时颁发的标准量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始皇诏即为加刻。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两诏铜椭量”，外壁一侧刻始皇帝诏文5行，另一侧刻二世诏文7行。
因此，研究者得出，统一度量衡的方法是制造度量衡标准并颁发标准度量衡器，有的就要把秦始皇和秦二世诏书分别在权量诏版上加刻，以此作为检验校正的凭据，之后才能使用。这样权量上除了诏书之外，还铭刻有使用地点和机构，还刻了重量。
而这些铭文，主要是铸和刻来完成。铸是先在范模上设计书写，再将文字刻制加工，最后再翻铸或模印。刻的话，有摹刻，即先用笔书写再用刀凿刻，或者以刀代笔直接刻划，这种书刻常见于陶质瓦量上。
秦权中，有圆整方正的、整齐划一的铭文，但大多数是纵有行，横无格，字体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生动自然。更有率意直截的，或缺笔少画，或任意简化，天真稚拙。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三秦代部分“金刻瘦硬而刻石之体婉通，疑斯相篆原有二体，故后世各相祖述。”相传这些权量诏版与秦刻石一样都为李斯书写，但设想那数不清的权量，和现今所见铭文风格不一的实物，显然不可能出于李斯一人之手。
而这两道诏书，尤其秦始皇诏，就成了当时核定的内容，成了参与制作的下层民众创作的规范、统一的文字内容，成就了秦朝另一种小篆书法作品系统，是官方实用的俗体。
这些铭文，最大的特点是露锋，行笔速度快捷，在圆笔中锋基础上出现了偏锋，笔势方折明显，有许多断笔，甚至短线缩简为点，丰富了线的运动节奏以及笔画关系。
笔画清朗瘦劲，单刀近甲骨意味，双刀处则有大篆刻辞的线质，笔画与笔画之间的粗细，长短、曲直、斜正、收放等关系丰富多变，又统一协调。
在章法上，构图图式更加率意自然，字与字、行与行以及整篇幅都有强烈的对比关系，极具质朴率直、凝练生动的艺术审美价值，呈现出端正、奇肆、疏放、紧致、劲峭等多种风格类型，而与秦刻石中横平竖直、笔画圆匀、结体均衡，体势修长，体态庄严妍美的小篆风格迥异。
所以，这种铭文大都十分草率，字形结体大小不一，笔画方圆无定而以方折者为多，布局随意，整体上没有行列的讲究，这是“草篆”，与秦简文字、秦印文字、秦兵器文字的书写特征相同，有着相似而统一的艺术风格。“草篆”是篆书的简化现象，主要简化方式是“简损化”（简损文字结构中的某些构件或笔画）、“方折化”（改篆书圆转的笔画为方折），以“方折”为“草”（简化）的方式进行，这也构成了秦文字书写发展的内因。
时光荏苒，岁月侵蚀，秦代官方标准化小篆书法秦刻石已经寥寥。随着秦权量的发见，清末民国，学者、金石家阮元、端方、陈介祺、吴大澂、刘心源、罗振玉、容庚等对秦权量诏版或赏玩收藏，或研究著录，进入了近人的视野。
还有的，以秦权量为临摹创作，黄士陵、吴大澂、吴昌硕、曾熙、齐白石、罗振玉、罗复堪、梁启超、王师子、寿石工、童大年、丁佛言、胡小石、吴湖帆、马公愚、朱复戡等都有涉猎。
吴昌硕说：“秦诏权量，用笔险劲，奇气横溢，汉人之切玉印胎息于斯。”齐白石刻印中：“最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
吴大澂作品
有学者说，秦刻石出自李斯尚有文饰倾向，那么这些出自底层民众之手的秦权量诏版铭文所呈现的艺术特质就是秦文化思想“理性化、世间化”最好的注脚。“楚汉纷争列炬频，独幸此斤未磨灭”，也就是好在留下的诸多秦权量诏版，使得人们今日依然能够一睹秦书的风采，再在书法和篆刻上得以创作新的形式与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