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簠斋陈介祺是清代金石学大家，收藏富甲海内，金石文字考据成就斐然，尤其在玺印篆刻领域贡献突出。他在藏古、释古、传古的频繁活动中有诸多金石之交，其朋友圈范围除家乡潍县以外，主要是江南地区，尤其与苏州吴云、潘祖荫、吴大澂、翁大年以及徽州鲍康等往来最多。他们南北呼应、资源共享，且同心相契、析疑赏奇，集传承与创新于一体，合力推进了金石考据在晚清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为玺印篆刻文化的广泛传播及近现代古文字学与考古学研究等开启了探索之窗。

关键词：簠斋；江南；金石交；玺印篆刻

文化圈”，咸丰甲寅42岁辞官归里后，其交友范围除家乡潍县以外，主要是江南地区（新安江域、太湖水系与长江三角洲所覆盖的江南文化艺术核心地带）。因为晚清时期的江南，不仅在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等方面继续保持着领先的优势，而且在金石鉴藏和篆刻创作等领域亦有突出的表现。况且，山左与江南篆刻交流颇有历史渊源，如明代中后期苏州篆刻家王炳衡（1536—1581，字伯钦，号梧林）授历城（今属济南市）知县而有“操刀作印，印成即对之狂叫”（沈野《印谈》）的佳话；长洲温如玉（活动于明末），篆刻卓有成就，中晚年占籍胶州，对齐鲁篆刻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另外，清初安丘张氏篆刻群体亦多由于江南印人程邃、林皋的带动，并且张在辛的篆刻理论《篆印心法》也颇受徽州朱简印学思想的启发。还有，移居金陵的著名印学家周亮工（1612—1672）知潍县时亦撒下了诸多篆刻种子。

簠斋哲嗣陈育丞曾梳理其曾祖之“南中金石交”：嘉兴张叔未（廷济），徐籀庄（同柏），子士燕，鲍子年（康），吕垚仙（佺孙），吴康甫（延康），翁叔均（大年），陈粟园（畯），何子贞（绍基），朱筱沤（钧），韩履卿（崇），严眉岑（福基），叶东卿（志诜），吴平斋（云），许栅林（槤），吴我鸥（珩），沈西雍（□□），张小余（荐粢），甘实庵（熙）。2其中大部分是苏州、嘉兴、徽州、南京、常州等江南地区的友人，簠斋与这些金石友人大多未曾谋面，只是书翰往来或通过“潍足”传话而有托代办搜集古玺印，亦有交换互鉴金石拓片与印蜕，而更多的是共同探讨金石之学与古文字考订之类，以及交谈篆刻技法，共同为振兴晚清金石学雄风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

清儒⋯⋯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而其勘者皆以函札。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3

下面仅以玺印篆刻研究为例来考述簠斋与江南金石之友的“礼尚往来”及其学术意义。

一、藏印辑谱及其考订

簠斋一生富藏精鉴且涉及面广，然“尤好古玺”（《十钟山房印举》叙），以“万印楼”言其居，可见其玺印收藏之最。他从19岁（道光十一年）开始收集古印，“见齐鲁三代器、秦汉印，即好之”，4于藏古之志与玺印之好极早。至咸丰二年（1852）已成《簠斋印集》12册，收印2493方，其中“刘躭”六面印（图1）深得江南金石名家前辈张廷济（叔未）的赞赏，叔未诗云：“此亦君家缘，莫云轻付受。信是汉京遗，他说可勿狃。遥遥两千年，文字光琼玖。应知吉金吉，特为寿卿寿。”5 这无疑肯定了簠斋藏印的学术价值并扩大了其影响。而且，《簠斋印集》也是江南拓工陈粟园协助编次的，“庚戌夏，海盐吾宗粟园翁畯来馆敝斋，详加参考，遂为成书”。6其后簠斋又有《玉印合编》《周秦印谱》《古印一隅》（摹刻本）等，可见其藏印辑谱之勤。而始编于同治十一年（1872）、终止于光绪九年（1883）的《十钟山房印举》是最具“当世无匹，空绝前后”（吴平斋语）的一部，虽然先后有几种版本存世，但最终是煌煌巨编，辑印一万余，堪称印谱之大观，成为轰动印坛的壮举。簠斋藏印辑谱，不仅“独乐乐”，而且“与人乐乐”，其编撰过程中亦常求江南金石好友代为搜集或探寻玺印流传的信息，甚至借印入谱以求完备。其中苏州吴云（平斋）、潘祖荫（伯寅）、吴大澂（清卿）以及徽州鲍康（子年）等是对簠斋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从他们之间的尺牍往来便可窥见一斑。如苏州图书馆藏光绪石印本《簠斋尺牍》五册，全为致吴清卿书，又藏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簠斋尺牍》十二册，其中第一、二、三册致潘伯寅，第八、九册致鲍子年，第十一、十二册致吴平斋，总占半数以上；国家图书馆还藏有《陈介祺致潘祖荫手札》全四册稿本。而宣统二年（1910）上海时中书局印行的吴云《两罍轩尺牍》，收录致“陈寿卿太史”书45通，远远超过与其他人信札的数量；又藏《潘祖荫致陈簠斋书劄》全三册稿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印行的《吴愙斋大澂尺牍》（1983年），收录吴氏致簠斋书札五十八通。这些往来尺牍大多谈及金石考订尤其是藏印辑谱之事，如簠斋于同治十一年九月致吴云书“南中如见秦汉玉印、古阳朱奇篆如钟鼎、古币者尤佳。敝藏已有二三十印，乞为留意，以钤本并索直示知”，7同治十一年十月致鲍康书，“‘霸陵园丞’印，乞拓十余纸，泉钮亦乞精拓本”“尊藏汉印园丞、邸阁督二印，可假入否？如可，即乞交来力徐姓携回，将来必缴。如可，再为转借佳印尤感（有至好可借，则求借付同交，将来以谱报之）。”8另有光绪四年五月致吴大澂书表示“古玉印则尤欲得”等等。古杭陈敬第《〈十钟山房印举〉序》则称《印举》“益以⋯⋯归安吴氏二百兰亭斋、吴县吴氏十六金符斋、利津李氏石泉书屋、歙县鲍氏臆园藏印”而成，簠斋亦自述“良友吴清卿太常寄费敦促，乃复自为之”（癸未本《十钟山房印举》叙）。可见，簠斋藏印辑谱除了自身长年累月斥资积聚以外，亦与江南金石友人的鼎力相助分不开。

簠斋不仅以藏印多辑谱全而著名于世，而且对玺印考订及其古文字辨释研究亦“宗仰海内”。其所辑印谱多附分类考释：“考人、考姓、考篆、考官、考地、考奇字”，并与江南金石之友相互切磋、共同探析（吴云、吴大澂等人编订印谱的体例亦受其影响）。如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簠斋致吴云书札论及古印“前人断之以秦，亦近陋矣”；9光绪四年（1878）二月致吴大澂书称“尊论许氏所引皆‘六国时古文’，心目之光，实能上炬千古，此非多见能识，真积贯通，焉能及此”。10另外，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九月分别致书吴云谈及对先秦古玺的认定：

宋以来止知有秦印，不复知有三代，已于《印举》中首列之。

古玺在叔未（张廷济）处亦未甚标异，自弟以钟鼎引申发明，当更增重。11

此在江南学人称“三代印”（徽州朱简说）、“古文印”（嘉兴张廷济说）以及考释出“私玺”（徽州程瑶田说）的基础上一举而定名“古玺”，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可谓交流研究中有质的飞跃，是印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故为吴大澂、王国维、罗振玉等名家所沿袭。

与玺印直接关联的封泥亦是簠斋最早辑藏并加以研究的，他与吴式芬（1796—1856）合著《封泥考略》，在中国古代封泥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以新发现的封泥证史之讹、补史之阙，实为封泥谱录并考释之始，为后世相关著录树立了典范。封泥最早被发现于清道光二年（1822）的四川，其后山东、陕西等地亦有陆续发掘，吴、陈两位敏锐地洞察到这些封泥的史料价值，遂着意收集，然后汇编考订。然而，其间有多则史料可证吴江翁大年参与其事，值得大书一笔，因为翁大年只是一介布衣，簠斋对其如此器重，表明他在江南金石交友中更看重学识，而不是只考量社会声誉和职位。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汉官私印泥封考略》稿本，其中有簠斋附笺题记云：

吴子苾六兄与余先后各得三百余，为最多。子苾视学浙中，以所藏为《考略》，而翁叔均大年校之，未刊而子苾殁，未及余之所藏也。12

此稿本另有一处关于编次体例的说明文字，指出：“《考》内有‘大年曰’，叔均当列名。”另外，国家图书馆藏有《封泥考略》抄本（按：首页夹签题记落款为“辛巳十二月十五日”，当为1887年），第一册“封泥考略目”左侧署有“海丰吴、潍县陈考藏，吴江翁大年叔均考编”字样（图2）。

其实，簠斋亦十分关注翁大年等江南金石友人的玺印考订新成果，在《簠斋致吴云尺牍》中最早的一通便问：“筱沤（朱钧）兄家如何？吴侃叔（东发）、瞿木夫（中溶）、徐问蘧（楙）、籀庄（徐同柏）诸先生著作可觅抄否？”甲戌（1874年）七月致书潘祖荫时亦两次提到：

《集古印证》刻成后求佳纸二部，当具印费廿金⋯⋯叔均（翁大年）有续者，未知附刊否？此事乞询之。

顷得瞿经孳兄来书，即当作复求寄。翁叔均有续考证，当附刻。近见各印亦当并续，但摹刻不失真为难耳。13

另据有关资料显示，自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四年（1878）簠斋屡屡向潘伯寅、吴平斋、吴清卿致书，意欲觅求嘉定瞿中溶《集古官印考》（直到1882年方得苏景瑀从长安寄来十二卷未刻竣本），其急切之情跃然纸上，这显然是为作《印举》“释考”参照之需。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在《封泥考略》几十年编辑考订的过程中，翁大年无疑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现存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的《续封泥考略》四卷，标为翁大年手稿本，并署“海丰吴重憙仲怿考藏，吴江翁大年叔均编释”，吴重憙乃吴式芬之子、陈介祺之婿，是《封泥考略》最终刊印面世的总成者，他与翁氏之交集更进一步说明翁大年的考订学术水准绝非一般。故罗振玉在《陶斋金石文字跋尾》编后记中云：

吴江翁叔均先生以金石考订之学，与张叔未、韩履卿、吴子苾、许叔夏、刘燕庭诸先生并著称于道、咸间。14

另外，吴大澂致书簠斋谈到泥封时亦早有洞见：

簠斋老前辈大人阁下：⋯⋯承寄古陶拓四百十二纸、泥封拓五百九纸，中多异品，地名、官名有无可考证者，竢编目录考一一就正。泥封

汇为一集，可补《官印考》所不及，实古今金石家所罕见。至宝至宝！15

这也是江南金石友人与簠斋扺掌而谈的重要例证。

二、簠斋用印及其创获

簠斋用印，多出于当时的名家之手，其重要标准是“尚古”，即形神兼备地再现秦汉玺印的独特意蕴，并能化三代古文为篆刻所用。他曾说：“至汉印，人止知烂铜，而不知铜原不烂。得其刀法，愈久愈去之痕迹，则自佳。”“古文佳处，即在空处。离奇动荡，当可知印石之不能容。愈古愈佳之字，愈不能小。”“摹吉金作印，不可一字无所本，不可两字凑一字，不可以小篆杂。”16还说“今之好古者，皆喜新而好奇。喜新则反常，好奇则背正，而识见远于古矣”17。从现存资料统计，簠斋用印大体上除同邑王石经以及族弟陈子振篆刻以外，主要是苏州吴江翁大年、杨澥所治。据山东博物馆藏《万印楼自用印拓本》一函六册，簠斋用印共计收录80方，其中翁大年所刻15方；又据陈进编《陈介祺自用印存》，另见翁大年所刻7方（表1）；还有1方钤于《簠斋印集》稿本第一册扉页的“陈介祺”朱白相间印（旁注“银印，翁大年刻”，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可见，簠斋对江南印人及其印风的认可。

上表所列翁氏为簠斋所治各印从艺术形式上可分为三大类，其中一、二类即白文印规矩秦汉、朱文印意拟宋元（图3），正如簠斋所言“名字宜汉印，收藏宜宋元佳印”18。而第三类则有部分印文取字金文且以宽边，略法先秦小玺，但依然多秦汉印风的审美效果，只是稍有新意（图4）。这些可能都是受簠斋个人喜好的影响，因为像他这样眼界甚高的受印人会对篆刻家提出一些建议和要求，甚至直接构思而撰写印稿，并且反复推敲。比如簠斋与身边得意的篆刻家王石经（西泉）探讨印学、指导族弟陈佩纲（子振）刻印等，均有独到的创作见解。他主张篆刻要取法钟鼎，一者用其文字，二者以其力气神充于小篆（《簠斋尺牍》），这正是翁大年所刻第三类印的形式所由来。

簠斋用印有请江南印人刻制，同时又将其身边的印人（如王西泉、陈子振）印作向江南介绍推广，并表明他自己的审美取向，受到吴云、潘祖荫、吴大澂等收藏名家和古文字学者的青睐。如同治十三年（1874）潘祖荫得左宗棠赠大盂鼎而欣喜，致函簠斋代为索刻十余印以记之（图5），王西泉、陈子振为拟印稿颇费心力，其中“南公鼎斋”之“斋”字由簠斋亲自从《齐侯罍》中影写取字，“伯寅宝藏第一”巨印亦由簠斋撰稿交由王石经奏刀，其间还几次致书潘祖荫商议篆刻细节。国家图书馆所藏《潘伯寅致陈簠斋书扎》第二册对此有相关记载：“印九方，又长印三方，乞交西泉、子振分刻之⋯⋯润笔若干，即祈示之。”而《吴清卿书扎》第二册亦载：“簠斋老前辈大人阁下⋯⋯子振兄刻印、王君西泉刻印，一一领到。至感至感。”“西泉先生刻印至佳，近今所罕见。苦于远道无由寄石，敬求⋯⋯西泉先生赐镌‘愙鼎斋古金文’六字（或仿汉白文或仿钟鼎文），或作古吉金，乞酌之。一刻‘恒轩藏石’，即于销拓中。代送润笔为感，石之大小不拘。倘得尊书边款数字，尤幸。”至于吴云，其《两罍轩尺牍》卷九也有：“乞子振兄刻古印六纽，又蛇纽一印，共七纽，望伟兄面致。”“又附上印石六方，乞转求西泉兄刻，或分一、二石交子振兄刻⋯⋯一经（簠斋）兄指定，未有不臻安善。薄润另奉也。”王石经《西泉印存》中收录吴云用印“退楼乙亥后改号愉庭”等数方（图6）。如果遍读簠斋与其他人的往来书札，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些江南人士索刻印的事例。

簠斋用印不仅反映了他的审美观，而且他对印人的“指授”“夙教”常有创获，亦逐渐形成了有独到见解的印学思想。如其在《〈古印一隅〉序》中云：“倘能精模秦汉佳印文并传之，则古文传而子振亦传矣。”19不仅涉及篆刻创作本身，亦看中对“秦汉佳印”及“文字”的传承。换句话说就是强调复古观念，通过对古印及文字的传承来表现自己的印学观点，主张将商周钟鼎铭文摹写入印，文字考究，合乎法度，不激不厉，文人气息浓厚。又如：

朱文难刻易工⋯⋯最难者劲健，次则秀稳，有篆法，有书味。数者含蓄于中，非率尔所能至（《簠斋尺牍》十二册本）。

刀只是一铁指耳，有腕有心，知觉分明，则力不至鲁莽灭裂，或为门外汉矣（《簠斋尺牍》五册本）。

他推重篆刻要“有心”“劲健”“含蓄”“有书味”，这与其一贯强调的取法古玺印、溯源三代文字相表里，将邓石如“印从书出”的理念发扬光大，亦将“印外求印”推陈出新。

簠斋在玺印考订、古文字研究以及指导篆刻实践过程中所创获的印学思想与审美取向，也经常以书翰往来的形式与江南金石友人讨论，如：

近与友人论古人作字及摹钟鼎文作印语，附录请正，兼乞为求教于同好诸大雅也（《吴清卿书扎 · 致簠斋》第一册）。

蒙谓作印去近人之习，而以钟鼎、古玺二者笔法为师，自当突破前人（《同治癸酉十一月望致吴大澂书》）。

刻印欲有意求古，可求之钟鼎（《同治十三年甲戌八月二十一日致潘祖荫书》）。

又如在同治十一年（1872）致吴云尺牍云：

近来出封泥之多，余与吴子苾阁学合存数百方，亦前人所未有，叔均曾数考之，若得佳工精刻，真是为朱文之矩矱，松雪不足道矣。20

惜翁大年在参与《封泥考略》的过程中虽目验封泥甚夥，但在篆刻实践中没有运用“印外求印”之理念而创新，这个契机却由之后的吴昌硕拾取而成为一代篆刻大师。

总之，簠斋用印的审美取向及其创获的印学思想是在深入考订古文字、不断参与篆刻实践的基础上，又与江南金石交相析共商而逐步定型并凝练而成的，而且影响着江南学人的鉴赏标准和江南印人的创作理念。

综上所述，簠斋与江南金石友人之交游，主要是函札往来以抒发各自鉴藏与考订的心得与见解，以及篆刻实践的创获，也是山左与江南之间真诚的学术互动，可谓共具鉴古之识，同怀传古之志。应该说，簠斋从交游中收获了江南金石之友的慷慨相助与促进，亦获得了江南文士及金石篆刻家的敬佩：“海内金石同志莫不推崇执事如众山之有华岳不可尚已，牛耳之执，吾簠斋亦无容让也。”21 如此南北呼应、资源共享，且同心相契、析疑赏奇，集传承与创新于一体，则拓宽了金石学的研究领域，也合力推进了金石考据向更高层次发展，从而在晚清达到又一高峰，同时为玺印篆刻文化的广泛传播及近现代古文字学与考古学研究开启了探索之窗。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注释：

[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 列传一百五十二·陈官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39页。

[2] 陈育丞《簠斋轶事》，《文物》1964年第4期，第53、54页。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4] （清）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叙》（癸未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数字古籍。

[5]（清）张廷济《顺安诗草》十二“汉刘躭六面印 · 甲辰元旦为潍县陈寿卿中书介祺作”，《桂馨堂集》卷七，道光二十八年（1848），清仪阁藏板。

[6] 陈介祺《〈簠斋印集〉序》，钤印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数字古籍。

[7] 陈介祺致吴云书，《簠斋尺牍》（十二册）第十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石印本。

[8] 陈介祺致鮑康书，《簠斋尺牍》（十二册）第八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石印本。

[9] 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秦前文字之语》，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264页。

[10] 陈介祺《簠斋论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11] 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秦前文字之语》，第257页

[12] 转引自孙慰祖《〈封泥考略〉与〈汉官私印泥封考略〉》，《西泠艺丛》,2022年第3期，第12页。

[13] 陈介祺《陈介祺致潘祖荫手劄》第三册，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数字古籍。

[14] 罗振玉《陶斋金石文字跋尾》编后记，《丛书集成续编》第7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589页。

[15] （清）吴大澂《吴大澂书劄》（八册本）第一册，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数字古籍。

[16] 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秦前文字之语》，第103页、第40页。

[17] 陈介祺《〈甄古斋印谱〉跋》，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杭州：西泠印社，1999年，第612页。

[18] 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秦前文字之语》，第219页。

[19] 陈继揆《簠斋印谱》，《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论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20] 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秦前文字之语》，第220页。

[21] （清）吴云《两罍轩尺牍》，卷九，光绪丁丑（1877年）八月四日致陈介祺书，宣统二年（1910）上海时中书局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