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莞潸
《工厂工人》，汉斯·巴卢斯切克，1894，藏于柏林市博物馆基金会
同柯勒惠支一样，致力于描绘平民日常生活的还有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汉斯·巴卢斯切克。这位柏林分离派联合创始人的画作以柏林工人阶级为中心，用艺术之眼观察社会现状。不难想象，1933年之后，被贴上“马克思主义艺术家”标签的巴卢斯切克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禁止参加展览。
《瑟克角》，马克西米利安·伦茨，1900，藏于维也纳博物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繁华都市资产阶级的优雅格调，维也纳分离派联合创始人、奥地利画家、雕塑家马克西米利安·伦茨向人们展示了百年前光鲜的维也纳，车水马龙，旧国梦华。
《音乐厅包厢》，约瑟夫·恩格尔哈特，1903，藏于维也纳博物馆；曾参展于维也纳分离派群展（1903/1904）
同在维也纳的约瑟夫·恩格尔哈特描绘的则是音乐厅的包厢，推杯换盏，一晌贪欢。作为1900年代维也纳艺术界的领军人物，恩格尔哈特及曾两次担任维也纳分离派主席。生前，他是奥地利最重要、最成功的画家之一，但在离世后同样逐渐被人遗忘。浮生皆为梦里客，直到2009年，维也纳才再次举办他的综合展览。
《在海滩》，马克斯·施莱廷，1899，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馆之老国家画廊
对大多数来自都市的艺术家来说，任何与大自然亲近的接触都富有吸引力，德国印象派画家马克斯·施莱廷的《在海边》就展现了这样一个闲适场景。施莱廷于1899年加入柏林分离派，两年后与其他16名艺术家一起离开，他们指责当时的柏林分离派“没有对所有的艺术运动开放”。
在分离派的流金岁月中，这种“分离”不断出现，每一次离开都走向一个个新的开始。1910年，被拒绝的表现主义者在柏林成立了新分离派（New Secession）。1913年，慕尼黑也出现了新的“分离”。1914年，以马克斯·利伯曼为首的50位艺术家成立“柏林自由分离派”，前文提到的凯绥·柯勒惠支、多拉·希茨、马克斯·斯莱沃格特、威廉·特吕布纳等人均在其中。
1908年维也纳艺术展海报，奥斯卡·科柯施卡，藏于维也纳博物馆
时年28岁的的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作家、诗人奥斯卡·科柯施卡也加入了柏林自由分离派，他常与古斯塔夫·克林姆特、埃贡·席勒一起被并称为维也纳现代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成名已久的克里姆特对席勒、奥斯卡·科柯施卡等年轻艺术家支持有加，这是他对现代主义发展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圆舞》，费迪南德·施穆策，约1895，藏于维也纳博物馆
如花开的春天，不断“分离”的分离派一直保持着觉醒、革新的状态，“春天”也是分离派十分偏爱的主题。由克里姆特创立的维也纳分离派官方杂志被命名为《Ver Sacrum》，意为“神圣之春”，这本发行于1898年至1903年的先锋杂志成为后世的艺术杂志的标杆。奥地利版画家、摄影师、画家费迪南德·施穆策描绘出一个在圣春中圆舞的场景，小小的森林精灵活化了传统的寓言，自由与觉醒的氛围感瞬间拉满，连平地摔都显得尤为可爱。
《春》，阿克塞利·加伦-卡勒拉，约1900，藏于维也纳美景宫美术馆
阿克塞利·加伦-卡勒拉笔下则是写实的《春》，这位芬兰画家、建筑师、设计师被认为是芬兰浪漫主义最重要的代表。除了社会现实、休闲生活、神话传说，风景绘画在分离派中也是高光之所在。
1895年，阿克塞利·加伦-卡勒拉曾与爱德华·蒙克一起在柏林参加展览。在分离派的展览上，有不少如蒙克这般的“国际军团”的身影。这些来自荷兰、比利时、英国、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艺术家们通过分离派展览，最终在本国之外扬名，而对于德语区的艺术家来说，也为他们提供了跻身国际艺术精英行列的机会。国际血液的注入使得欧洲艺术精英汇聚一堂，最终成就了分离派精彩纷呈、视野辽阔的一次次展览。
《女子倾慕的少年》，费迪南德·霍德勒，约1904，藏于瑞士戈特弗里德·凯勒基金会&苏黎世美术馆，曾展出于维也纳分离派群展（1903）、柏林分离派群展（1905）
《交际花》，扬·托洛普，约1890，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馆之老国家画廊，曾展出于维也纳分离派群展（1901/1902）
《乔瓦尼·塞冈蒂尼胸像》，保罗·特鲁别兹科，1896，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馆之老国家画廊，曾展出于维也纳分离派群展（1898）
例如19世纪瑞士最著名的画家之一费迪南德·霍德勒，他曾先后加入三城的分离派；荷兰画家扬·托洛普被认为是世纪交替年代欧洲艺术的关键人物，他的《交际花》是欧洲象征主义的重要作品；俄罗斯裔意大利艺术家保罗·特鲁别兹科被文豪挚友萧伯纳誉为“近代最令人惊叹的雕塑家”，展览现场展示了他为意大利画家乔瓦尼·塞冈蒂尼创作的胸像，乔瓦尼·塞冈蒂尼是分离派运动中最著名的“国际嘉宾”之一。
《玛雅》，安德斯·佐恩，1900，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馆之老国家画廊，曾展出于柏林分离派群展（1900）
安德斯·佐恩是瑞典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曾为美国第22任、第24任以及第27任总统创作肖像。1896年，他在柏林国际艺术展上获得金奖。自1890年代起，出身贫寒的佐恩凭借肖像画拥有了可观的收入。在新艺术运动时期，接收肖像画的订单依旧是很多艺术家获得收入的稳定来源。
左图：《壁炉旁的自画像》，约翰·维克托·克拉默，1889，藏于维也纳博物馆；右图：《黑与白》，威廉·李斯特，1904，藏于维也纳博物馆，曾展出于维也纳分离派群展（1905）
马克斯·利伯曼非常喜爱佐恩的《玛雅》，说“这幅肖像画是他画过的最美丽的肖像之一”。在展览现场能寻到不少这样迷人的肖像，威廉·李斯特的白衣女，约翰·维克托·克拉默的自画像，是岁月静好下的自成风流。两位艺术家都是维也纳分离派的联合创始人，1905年，威廉·李斯特与克里姆特等追求“整体艺术”理念的一众艺术家集体“出走”维也纳分离派，随后进入全新的艺术巅峰展示期。
《家中客厅》，卡尔·摩尔，1903，藏于维也纳博物馆，曾展出于维也纳分离派群展（1903）
一同“出走”的还有奥地利画家卡尔·莫尔，离开维也纳分离派后，他组织过国际艺术展，首次将文森特·梵高的作品带到维也纳。在《家中客厅》一作中，卡尔·莫尔描绘了妻女居家的温馨一幕。画中的妇人是他的妻子安娜·索菲·卑尔根。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临终前》，埃贡·席勒，1918，翻印自书籍©Wikipedia
那场战争过去还不及百年，曾经的画作已挂在又一个新世纪的展览现场。“艺术”能辟出新运动，但“历史”似乎并无太多新事。持续一年多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黑死病、致死人数最多的流行病之一，它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被感染（约5亿），带走了至少5000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55岁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年仅28岁的埃贡·席勒。席勒曾画过一幅老师因流感离世临终前的素描，蒙克也画过流感时期的自画像，这些是为数不多关于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绘画作品。比克里姆特只小1岁的蒙克最终活到了80岁。
爱德华·蒙克，1919，上图：《流感时期自画像》，藏于奥斯陆国立美术博物馆；下图：《流感后自画像》，藏于奥斯陆蒙克美术馆
卡尔·莫尔在遗书中写道：“我毫无悔意地睡去，我已拥有过生活所提供的一切美好。”这句遗言让人想起保罗·卡西尔墓志铭上的歌德名言“生来能见，受命观察”，人人身处同一个大时代，却选择站在灯塔的不同方向去观察，而时代的风暴又总在卷起各种类型的大浪，一次次拍向守望者的灯塔。
被鲁迅赞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先生曾给这首《守望者之歌》翻译过另一个版本：“为观看而降生，为瞭望而工作。”紧随这两句之后的是：“我置身于望楼，为宇宙而欢乐。”
——来源 | 艺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