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天曙
文/国仕堃
【摘 要】
吴昌硕是近代驰名海内外的艺术大师,在诗、书、画、印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对于篆刻更是情有独钟,能够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个人风貌,对海内外的影响至深至远。本文通过对吴昌硕印章的分类整理,如取法秦印和秦代刻石、汉印、汉代书法、封泥、古陶文字、砖瓦文、泉范、元押、清人篆刻等,对其篆刻的取法进行详细的讨论,并且运用文献学和艺术学的方法,对吴昌硕“刀笔互见”的传统及“金石气”的形成进行了梳理论述,其思想影响了近代以来书画家近求“金石气”的创作,形成了新的艺术传统。
【关键词】 吴昌硕 取法来源 秦汉印 金石气 印从书出
吴昌硕作为晚清最有影响的书画篆刻家,其在篆刻创作上的成就最为突出。在《刻印》诗中说:
今人但侈摹古昔,
古昔以上谁所宗?
诗文书画有真意,
贵能深造求其通。
刻画金石岂小道?
谁得鄙薄嗤雕虫?
嗟予学术百无就,
古人时效他山攻。
蚍蜉岂敢撼大树?
要知道艺无终穷。
在吴昌硕眼中,深研其内在的精神而能求其“通”,而“通”的核心在于“真意”,道出了这些不同艺术门类共同的精神品质。他提出“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吴昌硕自己在印章中是如何“摹古昔”的?又有哪些取法古印和书法的内容?他印章中的“金石气”是如何形成的?和其篆书创作有什么关联?这些内容前人虽有讨论,但并未作具体的分类,本文将作初步研究。
一
吴昌硕印章的取法
吴昌硕一生印章的取法,大体可分为取法秦、取法汉、取法元押、取法清人四大类,其中取法秦汉最多,包括印章和书法,对秦汉印的理解十分深刻。取法清人包括以程邃、邓石如、吴让之为代表的皖派,又有以丁敬为代表的浙派,以及晚清赵之谦等人。其深入地领会古代印章的艺术精神,融会贯通地学习清人,使他的印章风格在晚清至近代特立独行。下面具体来看其印章取法的内容。
(一)取法秦印和秦代刻石
秦印与战国印相比,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与秦朝以小篆统一六国文字有关。秦印文字较六国文字规范而方整,用这一特征的文字入印,印面平正而丰厚。较之战国玺印,变奇崛为平正,笔画匀称,圆转婉曲,字形略长而随印而变化,具有战国玺印向汉印过渡的特征。
◎ 图1 女穆 1.1厘米×1.1厘米×5厘米
吴昌硕印章中取法秦印的如:
仓石仿秦印于吴下寓庐。时乙酉四月维夏。(“女穆”,1885年,图1)
肖均法家属仿秦印,草草应命。癸巳孟春,昌硕。(“肖均”,1893年)
大至属仿秦印。癸丑四月,七十翁老缶。(“诸”,1913年)
吴昌硕多取秦私印的方法,笔画或婉丽,或浑朴,或稚拙,字形上显示秦隶对秦篆字法的影响。在取法秦印的同时,他还取法秦刻石和秦诏版,如:
邕之得明拓泰山廿九字,因即以名其楼,属安吉吴俊卿刻之。时光绪丙申元宵。汉王广山印,山字邪接广字,收笔取势甚古,兹拟之。博邕老一笑,昌硕。(“泰山残石楼”,1896年)
此印篆法深得《禅国山碑》大意,缶道人书,丙寅秋,臧堪治石。(“听松”,1926年)
◎ 图2 天籁阁藏 吴昌硕篆稿,吴臧堪刻 4.1厘米×4.1厘米×6.3厘米
篆法谨严,酷类《琅琊石刻》。老缶落墨,时丙寅小雪节,令臧龛呵冻制此。(“天籁阁藏”,1926年,图2)
秦篆遗意。缶。(“老缶”)
秦诏权量,用笔险劲,奇气横溢。汉人之切玉印,胎息于斯。昌石。(“聋缶”)
秦代刻石,笔画委婉而刚劲,富于端庄肃穆之气。秦诏版和权量铭文或圆婉,或方劲,自由而率意,错落有致。吴昌硕取其意而用于印,求其篆法严谨和用笔险劲,进而化为个人面貌。
吴昌硕的篆书和其篆刻相得益彰,从《石鼓文》中得益最多,在不同时期显示出不同的艺术魅力。早期的临习之作工稳秀逸,中年后将其结体易方为长,取欹侧之势,与原碑拉开距离,晚年个人面貌凸现,遗貌取神,用笔凝练遒劲,气度雄沉。65岁时,他自记《石鼓文》临本称:“予学篆如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吴昌硕在结体上左右、上下参差取势,给人以“耸肩”的感觉,在字形上打破常见的平正而有出人意料的新意。他在71岁的篆联上称:“近时作篆,莫郘亭(友芝)用刚笔,吴让老用柔笔,杨濠叟(沂孙)用渴笔,欲求于三家外别树一帜难矣。余从事数十年之久,而尚不能有独到之妙,今老矣,一意求中锋平直,时有笔之随心之患,又何敢望刚与柔与渴哉?”这实际上说明他在用笔上追求刚、柔、渴的融合。吴昌硕印章取法《石鼓文》的如:
◎ 图3 静胜轩 4厘米×4厘米×6.1厘米
拟猎碣意。庚寅二月,昌硕。(“长乐”,1890年)
雄浑遒劲,颇得《石鼓》神髓。丙寅良月朔,吴昌硕篆石,先命臧堪儿刻成,再修饰之。时年八十三。(“静胜轩”,1926年,图3)
吴昌硕传世印章中,粗朱文一路多实践“印从书出”的理论,以《石鼓文》书风入印,也成为其印鲜明的风格。如“竹千蕙百庐”“鲜鲜霜中鞠”“人生只合驻湖州”“西泠印社中人”“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甲申十月园丁再生”“松石园洒扫男丁”“节耆欲定心气”等印,均以《石鼓文》面貌出现。
(二)取法汉印
古代印章发展到汉代,进入鼎盛时期,无论数量之多、制作之美,还是品种之丰富,风格之多样,都呈现出绚烂多姿的局面,汉印方整平正,寓变化于统一之中,寓圆于方,寓生动于平稳,形成了沉雄丰厚的时代特征。
吴昌硕印章中取法汉印和汉代书法类的内容十分丰富,1896年九月“吴俊之印”款中,他认为:“汉印之最精者,神隽味永,浑穆之趣,有不可思议者。非工力深邃,未易模拟也。”其学汉具体可分为:
仿汉印一路的作品如:
癸酉冬日作,赠邕之仁兄法正,香补仿汉。(“廱”,1873年)
戊寅长夏,苍石仿汉。(“楚狂后裔”,1878年)
光绪壬午夏,为藻翁仿汉。昌石。(“沈翰之印”,1882年)
汉印有“范恢”,兹仿其意。甲申夏,昌石。(“陆恢私印”,1884年)
甲申小雪先五日,为邕之司马仿汉。时同客吴下,仓石吴俊记于柳巷之四间楼。(“西泠字丐”,1884年)
秋农社长。丁亥长夏,仓石吴俊仿汉。(“吴谷羊印”,1887年)
备笙仁兄索仿汉印。丁亥秋八月,仓石吴俊。(“泉唐周镛”,1887年)
庚辰冬日,吴俊卿仿汉。(“杨石头”,1887年)
此刻仿汉,尚不恶,子静先生以为然否?戊子三月,仓石问。吴俊。(“士恺之印”,1888年)
昌硕仿汉,时癸巳秋仲。(“张熙之印”,1893年)
丙申六月,石人子室仿汉。老缶。(“蒋汝藻印”,1896年)
吴昌硕仿汉,时甲寅冬杪。(“鹿野”,1915年)
丁巳冬十一月,老缶仿汉。(“李諴”,1917年)
九字印尚有汉人遗意,聊报库锦数端之赠。己未五月,昌硕。(“定海林际康印信长寿”,1919年,图4)
◎ 图4 定海林际康印信长寿 2.1厘米×2.2厘米×3厘米
吴俊卿仿汉。(“思言敬事”)
苍石仿汉。(“郋亭审定”)
俊卿仿汉。(“杨显长寿”)
仓石仿汉。(“吴康寿”)
此印仿汉,余以为最得意之作,朗翁以为然否?古桃吴俊并记。(“出入大吉”)
昌硕仿汉。(“陈曾翰印”)
小芸仁兄正之。吴俊仿汉。(“丁乃昌印”)
他主张拟汉印,要学习其平实一路,他说:
拟汉印平实一路。丙申十有二月,安吉吴俊卿。(“廖寿恒印”,1897年)
汉印中平实一派,未易着手,今试拟之。甲寅五月,为书徴,老缶。(“葛昌枌印”,1914年)
摹拟汉印者,宜先从平实一路入手,庶无流弊矣。壬辰暮春之初,昌硕刻于沪。(“俊卿之印”,1892年)
临习汉印在明中期后成为热潮,人们对汉印的认识也愈加深刻,“宗汉”的审美,追求浑朴古雅成为印家正脉,文人印家以汉印为审美根底进行创造。在吴昌硕看来,模拟汉印,知其平实,才没有习气。吴昌硕印章中,仿汉铸印和汉凿印一路的最多。铸印严谨凝重,笔画浑厚遒劲;凿印明朗雄肆,笔画爽利峻拔,吴昌硕都加以实践,取其味,得其意。仿汉铸印的如:
◎ 图5 福昌长寿
◎ 图6 瑕东客
庚辰三月,仿汉铸印,为海如道长。时同寓两罍轩。苍石。(“福昌长寿”,1880年,图5)
乙酉四月维夏,仓硕。颇得汉人铸印法,仓石又记。(“瑕东客”,1885年,图6)
笏盦属,仿汉铸印。丙戌六月,昌石挥汗。(“志万之印”,1886年)
质公属,拟汉铸印。辛卯十月,昌硕吴俊。“(杨文份印”,1891年)
壬辰三月,拟汉铸印。昌硕吴俊。(“汉杨关棠”,1892年)
乙未仲夏,澹如先生属,仿汉铸印。吴俊卿。(“重威私印”,1895年)
拟汉铸印之流走者。丙申二月既望,老缶。(“破荷亭长”,1896年)
汉铸印法,为竹斌先生仿之。丙申十月,吴俊卿。(“闵泳翊印”,1896年)
丁酉七月,拟汉铸印。吴俊卿。(“翰臣长寿”,1897年)
拟汉铸古秀一路,唯兰阜知之。庚子二月,自袁浦来沪,老苍。(“闵泳翊印”,1900年)
庚子六月八日,拟汉铸印。昌硕。(“丁仁友”,1900年)
拟汉铁铸印。乙丑三月,吴昌硕。(“双梧桐馆”,1925年)
仿汉铸印,为祖芬仁兄。老缶。(“葛昌枌印”)
在汉铸印中,吴昌硕注意到其中的“流走”和“古秀”一路,在临习和创作中加以发挥。在1914年秋“当湖葛楹书徴”一印的边款中,71岁的吴昌硕说:“书徴先生鉴家属拟汉印之精铸者。平实一路,最易板滞。于板滞中求神意浑厚,予五十年前力尚能逮也。不意老朽作此,迥非平昔面目。其荀子所谓美不老耶。”这是他的甘苦之言,“于板滞中求神意浑厚”,是学汉铸印的精华所在。
吴昌硕学汉凿印法一路的作品如:
此汉凿印之最古者。苦铁。(“身在画中”)
汉凿印之精者,苦铁拟之?乙未正月。(“吴俊卿印”,1895年)
◎ 图7 破荷亭
◎ 图8 千寻竹斋
沧邻老友谓此刻似汉官印之嵌银丝者。沧邻,姓戴名迁,精赏凿金石书画之学。乙未三月,苦铁。(“破荷亭”,1895年,图7)
汉人凿印坚朴一路。知此趣者,近唯钱耐青一人而已。石韫尚书以为然否?乙未八月,昌硕并记。(“千寻竹斋”,1895年,图8)
祖芬仁兄癖金石,谓予凿印尚合古法,欢喜无量。丙辰四月,老缶。(“樾荫草庐”,1916年)
仿凿印,为宛委山馆主人刻。昌石。(“均将私印”)
拟汉凿印。(“安吉吴俊卿之章”)
此汉凿印之最古者。缶庐记。(“日利常吉·相思得志”)
在1914年八月“平湖葛昌枌之章”中,吴昌硕说:“汉有铸凿各印,更有古拙而兼平实者。作是印,余年已七十有一。老眼昏瞀,信手成之。自视此中意味,介于铸凿之间,犹作画者之兼工带写也。此非年少时锐意摹汉者所能臻此。”
吴昌硕不光说“拟汉”,还具体指出作品取法汉私印、汉官印、汉关防印、汉铜字、汉银印一路的不同:
◎ 图9 葛祖芬 1.4厘米×1.4厘米×6.8厘米
甲寅元宵后三日,春雨如注,闷坐斗室,为祖芬先生仿汉私印。惜未得其浑厚之致。余不弄石已十余稔,今治此,觉腕弱刀涩,力不能支。益信三日不弹手生荆棘,古人良不我欺也。安吉吴昌硕时年七十有一。(“葛祖芬”,1914年,图9)
余不治石几二十年,兹为祖芬先生仿汉官印之平实者,自视饶有古趣,然十指已痛如迸裂矣。甲寅三月望,吴昌硕时年七十有一。(“葛昌枌印”,1914年)
拟汉官印,聋,癸亥冬。(“谢廷缃印”,1923年)
拟汉关防印,为大仓先生作。缶年八十三,丙寅冬。(“大仓喜七郎之印”,1926年)
得汉印烂铜意。沧石。(“缶主人”)
汉印浑古中得疏宕之意者。缶记。(“染于苍·一月安东令”)
仿汉铜字,缶。(“昌石”)
得汉银印法,丁丑十二月作。(“俊卿私印”,1878年)
拟汉银印法,时丙戌,昌石吴俊并记。(“子芹”,1886年)
汉玉印匀净典雅,笔画光洁秀逸。吴昌硕仿切玉法一路的做作品如1883年九月所刻“福昌私印”,款云:“仿切玉法”。古铁印浑朴漫漶,在汉印中也有独特的地位。吴昌硕取法古铁印一路的印作也有不少,如:
丙申五月,为虞山钝秀才仿古铁印。安吉吴俊卿。(“老钝”,1896年)
昨购一古铁印,“董晏”二字,兹拟之,为书徴三兄。甲寅十月,吴昌硕。(“晏庐”,1914年)
拟古铁印,苦铁。(“瑾”)
拟古铁印。昌硕。(“吴氏”)
汉代特有的印章审美样式是明清以为印人追求的经典,吴昌硕对汉印理解极为深入,“仿汉私印”“仿汉官印”“拟汉官印”“拟汉关防印”“得汉印烂铜意”“仿汉铜字”“得汉银印”等语汇不断出现。汉印的文字变化、组合、增损为其创作提供了一个“基本形”,而汉印中表现出的浑古、质朴、遒劲、平实之美,不断为吴昌硕所运用和发掘,进而形成个人面貌。
(三)取法汉代书法
除汉代印章外,汉代书法也是吴昌硕 “印从书出”的重要内容。其中,取法汉碑额一路的作品如:
此拟汉碑篆额,惜不能起完白山人观之。甲午十二月,昌硕吴俊。(“济清氏”,1895年)
癸丑元旦,刻二面印。老缶七十。□卯二字神味浑穆,自视颇得汉碑额遗意。(“吴押· 缶翁”,1913年)
丁巳春仲,拟汉碑额之雄厚者。适病余有感,诗成并泐诸石,不禁怆然。七十四叟老缶。(“吴昌硕大聋”,1917年)
汉碑额遗意。安吉吴昌硕,年七十八,辛酉春。(“恕堂”,1921年)
◎ 图10 耦圃乐趣 3.8厘米×3.7厘米×5.6厘米
耦圃主人属,拟汉碑额遗意。壬戌春仲,七十九叟吴昌硕。(“耦圃乐趣”,1922年,图10)
拟碑额篆。仓石。(“籀书誃”)
秋农属,仿汉碑额篆。苍石。(“谷羊临古”)
汉碑篆额古茂之气如此。昌硕。(“俊卿”)
拟碑额篆。吴俊。(“书箴”)
拟《张迁碑》篆额。缶。(“谷”)
拟《公方碑》。昌石。(“庄敬日强”)
在东汉篆书石刻中,碑额篆书书风独树一帜,虽字数不多,然刻字精良,与篆刻尤多契合处。如《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鲜于璜碑》《韩仁铭》《白石神君碑》《张迁碑》等,这些碑额规整成方形,类似印章文字,有很强的装饰性。吴昌硕取法汉碑篆额,结字紧密,寓动于静,开合挪让十分自然,取其古朴雄厚之气,这种取法也是其“印从书出”的具体实践,和取法汉印相得益彰。此外,吴昌硕篆刻还取法汉镜铭文,如1886年所刻“庆云私印”,款云:“伯云仁兄以汉唐镜拓本持赠,属刻此石。”此印即以汉镜铭文书风入印。
(四)取法封泥、古陶文字、砖瓦文、泉范等
封泥的使用,从战国一直到汉魏,这一时期的封泥都有实物留存。封泥中的雄浑、自然和特有的斑驳趣味过去很少为文人印家留意,吴昌硕是较早实践在边栏、文字和章法上取法封泥的印家。吴昌硕仿古封泥一路以朱文为多,他在“聋缶”印款中说:“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二语。”存世吴昌硕仿古封泥的印作如:
邕老属,仿泥封。丙戌二月,仓硕。(“邕之无恙”,1886年)
拟古封泥。丁亥七月,吴俊卿挥汗记。(“承潞之印”,1887年)
拟封泥之残缺者。丙申二月,老缶。(“高密”,1896年)
壬子嘉平,缶道人拟古封泥遗意。(“缶·老”,1913年)
丁巳长至,缶拟古封泥。(“諴”,1917年)
略得古封泥遗意,南湖先生以为然否?老缶,年八十二。(“胡鄂之印”,1925年)
拟封泥之残缺者。老苍。(“缶”)
拟古封泥。老缶。(“缶”)
老缶拟封泥。(“平庐”)
昌硕仿古封泥。(“高氏”)
古封泥法,竹楣先生正之。老缶。(“千寻竹斋”)
取法古陶文字、砖瓦文、泉范、古玺彝器文字等,是古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印人实践“印外求印”的内容。这些古器物文字,表现出方圆结合,统一中求得变化,富于装饰美和质朴美。吴昌硕篆刻的重要取法之一就是这类古器物文字,也是他印风形成的重要来源。其中取法古陶文字一路的如:
仓石仿古匋,庚辰五月望。(“肖均”,1880年)
辛巳端阳,仿匋拓刻此,得古意不?苍石问。(“山如”,1881年)
古陶器文字如是。缶庐记。(“昌石”)
取法砖瓦文一路的如:
戊子七月,昌硕。(“砖癖”,1888年)
吴俊拟汉砖文,时乙亥中秋节。(“既寿”,1875年)
旧藏汉晋砖甚多,性所好也。爰取《庄子》语摹印。丙子二月,仓硕记。(“道在瓦甓”,1876年)
余得一瓦缶,乃三代物。古朴可爱,以名其庐。壬午夏,仓硕。(“缶庐主”1882年)
得晋砖双行,文曰:元康三年六月(廿七日孝子中郎)陈钟纪作,宜子孙,位至高迁,累世万年相禅。因以名吾轩。甲申春,仓石记。月字下夺“廿七日孝子中郎”。(“禅甓轩”,1884年)
光绪乙酉春,于吴下获大贵昌砖,摹此。苦铁。(“不雄成”,1885年)
砖作砚兮康且太,煦我五湖之印丐。乙酉十二月,录元康砖砚铭。仓硕。(“五湖印丐”,1886年)
盐城得仓字砖,兹仿之。缶道人记于袁公路浦,时庚子春王正月。(“仓石”,1900年)
“一月”两字合文,见残瓦券。沧石。(“一月安东令”)
取法泉范一路的如:
己丑春,拟泉范字。苦铁。(“石墨”,1889年)
拟古泉字,而笔迹小变。缶。(“苦铁”)
取法古玺彝器文字一路的作品如:
◎ 图11 苏盫
古玺文字,为苏盦拟之。辛卯三月,昌石。(“苏盦”,1891年,图11)
昌硕拟古玺。(“缶庐”)
老缶为拟彝器字。戊午秋。(“子成”,1918年)
两字合文,古铜器中所习见者。吴苦铁记。(“湖州安吉县”)
庚辰五月,俊卿摹古。(“古印山房鉴藏”,1880年)
晚清以来,赵之谦提出“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模印家立一门户”,这种“印外求印”的印学观,吴昌硕得到进一步的艺术实践,他广泛借鉴清代晚期日渐增多的出土金石文字资料,上述各类文字入印,使其印面构思新奇,面目丰富,这种取材的广泛性,拓展了吴昌硕印章的表现力。
(五)取法元押
清代碑学兴起后,金石学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元代花押的审美价值开始为文人书画家所接受,开始作为艺术品身艺坛,吴昌硕就是最早从元押中汲取营养的名家之一,在文字、章法、边栏等方面引入创作中,进一步丰富了印章的表现力。取法元押一路也成为吴昌硕印章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邵(押)”款中说“乙未(1895)四月,拟簠斋藏印”,其学元押一路很可能是看到陈介褀藏印而受到影响的。今存世的“缶记”“缶”“吴(押)”“邵(押)”“荣(押)”“沈(押)”“潘(押)”“费(押)”“蒋(押)”等印均取法元押,构成了吴昌硕印章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取法清人
清代篆刻自“浙派”“皖派”以来,名家辈出,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吴昌硕印章中对清人的取法十分丰富,其中取法皖派的很多。如程邃一路的作品如:
晏字见陈寿卿收藏古瓦器。书徴三兄鉴。苦铁。甲寅夏至,拟垢道人笔意。老缶并记。(“晏庐”,1914年)
取法邓石如一路的作品如:
◎ 图12 学源言事
戊寅九月,为笃翁仿完白山人。苍石吴俊。(“学源言事”,1878年,图12)
拟完白山人法。老缶。(“徐麃”,1914年)
取法吴让之一路的作品如:
静公耆金石,精鉴别。清秘之富,足与两垒轩、城曲草堂抗衡。昨涉静园,得读秦汉碑拓十余种,皆元明毡蜡,其精严于此可见。属刻蝯叟句,为拟吾家让翁。丁酉元宵,昌硕吴俊卿。(“安得百家金石聚,鸿编烜赫中兴年”,1897年)
让老有此法,苍石偶为之。(“读古人书”)
此刻有心得处,惜不能起仪征让老观之。苦铁记。(“吴俊卿”)
拟让翁。昌硕。(“聚卿金石寿”)
仿让之。缶老。(“千寻竹斋”)
苦铁拟让翁法。(“学稼轩”)
吴昌硕作品多表现笔意,印风源其书风,在取法上得力于“皖派”重笔意的传统尤多。但吴昌硕对浙派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葛书徴”(1914年3月)的印章边款中说:“方劲处而兼圆转,古封泥或见之,西泠一派实祖于此。拟其意,若能起丁、蒋而讨论之必曰:吾道不孤。”传世取法丁敬一路的如1896年7月的“松管斋”印自称“苦铁拟钝丁。丙申六月十日挥汗”。“吟舫”印自称“用钝丁法,为吟舫道长兄。苍石”。吴昌硕取法赵之谦一路的如“枌”印,款称“拟赵无闷”。这些对清人印章广泛的取法,使其印风无门户之见,雍容博大,并在清人印章成就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
二
“刀笔互见”的传统与吴昌硕“金石气”的审美趣味
篆刻作为一门独立的文人艺术,是在元代文人印章兴起后才打破印章纯粹实用性后盛行的。元代赵孟頫崇尚汉魏印章的“典型质朴”之意[1],他使用的印章,用秦代典雅的小篆入印,被称为“元朱文”,这种印风来自小篆的圆转流畅,为士大夫所喜好,一直影响到晚清和近代。同时期的吾丘衍对印章的篆法和章法等也多有阐述,如他的《学古编》提出“崔瑗《张平子碑》字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篆全是汉。”“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以商周字法入汉印晋章,如以汉魏诗句入唐律,虽不妨取裁,亦要混融无迹。”[2]这种把汉碑文字和商周古文字运用到印章上的观念对后代有重要影响。
明代初中期由于在篆书上的成就不高,在印章上的成就亦不甚高。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人自篆自刻和以石治印的风气风靡,篆刻家也已认识到书法与篆刻的密切关系,如活动于明万历年间的朱简提出“刀笔也者,所以传笔法也”[3];“使刀如使笔,不易之法也。”[4]他指出“刀味”和“笔意”的统一为“神品”,即“刀笔混融,无迹可寻”,这种关于“笔意”必须以“刀法”完成的认识,被认为是明代篆刻艺术自身理论的完善。[5]朱简在篆刻实践中用“短刀碎切”的技法表现“草篆”笔意,也开启了以刀运笔、刀笔结合的风尚,一直影响了清代以来的印坛。
清代在金石学、文字学迅速复兴推进篆书发展的同时,篆刻艺术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有成就的篆刻家几乎都在篆书上有着很深的造诣。他们通过学习篆书来丰富印章的篆法和布局。清代前期的徽派印章的开山者程邃,朱文喜借鉴钟鼎彝器文字,“合《款识录》大小篆为一,以离奇错落行之”[6],这种运用文字的手段,深化了印章的表现力。中期的邓石如把篆书上体势和笔意运用到印章中,安雅流畅,婉转雍容。吴让之《赵撝叔印谱》称“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邓石如)开之”,魏稼孙将邓石如对“篆书”和“篆刻”相通的认识归纳为“书从印入,印从书出”[7]。邓石如之后的篆刻家,都实践了他的“印从书出”的道路。晚清篆刻家中,吴让之篆书婀娜秀逸,用刀如用笔,纯熟自然,书印一体,黄宾虹称其“书学邓完白而姿媚过之,因以其笔法作画治印”[8]。
晚清时期的赵之谦,印风则从秀丽挺拔的篆书中脱胎而出,在为魏稼孙所作“钜鹿魏氏”一印边款里称:“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此意非我无能传,此理舍君谁可言?”这正是他将篆书笔墨意趣和印章结合的最好表达。赵之谦在篆刻上取资于汉篆碑额、权量、诏版、镜铭、瓦当诸材料,使篆刻的表现力进一步得到拓展。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黄士陵从吴让之入手,上溯汉印,再于三代、秦、汉吉金文字中求得“金”神,以光洁的刀味表现金文的高古意趣。同时,他利用金文中的肥厚的点团来表现印章中的笔墨情趣,赋予了“原生态”的创造力。
“金石气”作为一种特有的审美内容,成为晚清以来书画艺术的重要特色。他们用新的书法风格、用笔方法及金石篆刻趣味、布局等因素引入书画,吴昌硕的艺术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的书画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古朴拙厚的金石气息,正和其篆刻的取法密不可分。
吴昌硕自称“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从上述吴昌硕篆刻取法中可知,他从秦汉印章中获得丰富的营养,又从书法中求得风貌,把汉砖、石刻的残破、浑厚和封泥中边栏的变化巧妙地融入印面,用钝刀表现厚重之趣。吴昌硕藉古法写己意,追求金石气,和其篆刻的审美趣味相互融通,得其独特的审美趣味。黄士陵和吴昌硕虽然都追求古朴的精神,一为整饬,一为“残破”,一为“天然”,一为“人工”,在印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上述吴昌硕印章的取法来看,既有取法秦汉篆刻的内容,又有取法秦汉刻石、封泥、古陶文字、砖瓦泉范的文字,范围十分广泛,是清代以来“印从书出”与“印外求印”最有代表性的实践者。吴昌硕把他在印章中获得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和写意画创作中,于灵秀中增添苍古感,富于金石趣味,如他自己所说“画与篆法可合并”“谓是篆籀非丹青”。其圆钝雄浑之趣在书画印中得到了一以贯之的表现,并影响了近代以来书画家近求“金石气”的创作,形成了新的艺术传统。
[1]赵孟頫:《印史序》,《松雪斋集》卷六,中国书店1991年版。
[2]吾丘衍:《学古编》,韩天衡编订 :《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3]朱简:《印经》,清顾湘编篆学丛书本。
[4]朱简:《印章要论》,清顾湘编篆学丛书本。
[5]黄惇编著:《中国印论类编》下册,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第898页。
[6]周亮工:《印人传》卷二《书黄济叔印谱前》,清康熙十二年(1673)周氏刻本。
[7]魏稼孙:《吴让之印存跋》,西泠印社1981年版。
[8]黄宾虹:《吴让之印存跋》,西泠印社1981年版。
——来源| 《西泠艺丛》2022年第7期 总第9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