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人的人生有赖于其自我天赋、个性与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受系于其所处的历史大环境。姜丹书生于清末，长于民国初期，正是中华民族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他自小接受过严格的私塾教育，也参加过科举考试，有良好的旧学功底和传统审美思想。他的成长时代正是中国从封建帝国走向共和的时期，正处于“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经历了从旧文化向新文化、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进程。1905年，姜丹书20岁，遇上清政府废除科举，兴办新学，他考入了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接受正规的新式学校教育，打下扎实的中西绘画技巧基础。他面对的中西文化相遇、新旧文化交替之变格与融通的机运，对姜丹书文艺思想观念的形成，以及确立他绘画风格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思想被引入中国，引起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有史以来全盘性的变革。中国传统绘画同样面临一场中西融合的革新。中国绘画，从元人尚意以来，围绕“胸中丘壑”的观念闭门造境，玩弄笔墨游戏，忽略自然观察、生活体验，笔下往往搬山移水，堆树叠屋。至清代更是“人人大痴，家家云林”，毫无创造，不思创新，传统绘画进入沉暮的黄昏。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绘画也引进了西画的观念、表现方法，甚至教育模式、材料应用等等。

两江师范是我国第一个现代美术学科，实行新美术教育思想和教学体系。求学时的姜丹书，图画手工科课程有中画、西画、用器画、图案等，中画授课老师是李瑞清与萧俊贤，西画图案则聘日本教员。姜丹书接受的现代绘画“解剖”“透视”技巧和强调“写生”的方式，除了他以后在教育生涯中撰写《艺用解剖学》《透视学》等专著外，在他的绘画创作中也得以充分运用，并形成其绘画的特点。他曾就中国画上的透视问题，写过专门文章进行讨论。他一方面认为，“中国山水画上自古就有透视，虽不完全合乎今日透视的作法，但实际上已可适当地解决了一部分透视问题。”另一方面，认为中国山水画又不能完全适用透视学的规律。但对透视学“国画家也当相应研究”，以求得“有新发展、新改进，以至于新创造。”（《中国画上的透视问题》）这种开放理念确立了他的创作态度，形成了他在笔墨上以自然融合中西技巧、奉行“写生精神”的艺术观。

姜丹书曾就读南京两江师范学堂

虽然西画对姜丹书绘画风格的形成起到极大的影响，但他并不完全泥于这种融合中西的“中国画现代化”的窠臼之中。他一生潜心钻研古代绘画传统，以现代观念考察传统“文人画”和山水画“南北宗”等问题，纠正历史遗留的陈旧观念，不因以流派风格之分，制约中国画的发展。他对中国画和西洋绘画之本质作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中西绘画的共通本质，以“引西入中”及“师古人，不拟古”的艺术观念，打破陈陈相因而衰微的中国文人绘画状况，通过西画写生的方式，参照古人师造化，打开中国绘画新局面。

姜丹书 青蛙蜻蜓 

中国画 68×34.5cm 1939年 

浙江美术馆藏

姜丹书、唐云、汪亚尘、汪庸 辞岁图 

中国画 103.5×34.5cm 1942年 

浙江美术馆藏

【二】

姜丹书绘画生涯中有一位对他十分重要的人物，即他的业师萧俊贤。

萧俊贤（1865—1949），字厔泉，湖南衡阳人，是活跃于晚清民国一位山水画大家。一生曾行艺于湖南、广东、南京、北京、上海等近代美术重地，与海派、岭南派、京派重要画家多有交集。1910年萧氏两次辞官不就，而留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国画教习，是近代高等学校教育中最早的中国画教师。晚年寓沪以卖画课徒为生，培养众多的学生、弟子，影响深远。萧俊贤的山水画传统功力深厚，在继承中有较大创新，气势雄伟，气韵浑厚，意境幽䆳，“集宋元诸家之长而自成一家，苍古浑厚，淡远秀逸兼而有之”，开宗立派，被称为“萧派山水画”，盛极一时。

萧俊贤  松柏长春图  

中国画  62×35.5cm  1944年 

浙江美术馆藏

姜丹书是萧俊贤任两江优级师范时的学生，后又与萧氏成儿女亲家，关系十分密切，一生深受萧氏的影响。他曾写诗表达对乃师谆谆教诲的感恩：“六朝松下登黉舍，墨雨欧风始沾濡。宏开各科造师资，从吾所好学画图。师座巍巍仰李萧，道艺熏陶灌醍醐。中外皋比群彦博，豹窥新学多举隅。”（《五十自述》）萧俊贤对姜丹书的影响首先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教学实践与思想。萧氏不是一个不懂现代教学的旧先生，而是一个将自己的画学思想，尤其是文人画思想较完整地引入近代中国高等学校国画教育中的现代美术教育家。他强调临摹示范的教学法，由浅入深，由易而难，由简而繁，由局部而整体，边示范边讲解画理，强调博纳众家之长。他教育弟子学画不能朝三暮四，要先学精一家，再博学诸家，他说：“我喜南派画，亦主张诸君学南派画，但龚半千、吴渔山笔具西法，王石谷化北为南，各有特长。”他认为学习应“约以致精，博以穷变”，故他并不以自己画风或任何其他一家一派来约束自己学生弟子，而是鼓励弟子们“功成后，固可游泳自如，不必死守成规，云某家某派也。”

萧俊贤开明的画学思想更是表现在对待中西画学观上。作为传统型画家，他对西画并不是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而是对之认真研究，将之视为中国画可旁征博采的对象。他曾赋诗：“新知早识西来意，旧学争传吾道难。造化在心师在手，香光禅解吾同参。画史千秋家法在，几人后起越前贤。良工九折头陀行，始觉拈花一粲然。”形象又精辟地表达了他对中西绘画的理解。他曾说：“现在一般画家，多专学西画，西画固善，予亦喜研之，但我以为西画是注重形似，中画是注重神似，形似易，神似难，且我们是中国人，应当以中国画为首务，而后旁征博采，成我一家，方为正当。”

显然，姜丹书完全衣钵乃师的艺术思想。他在绘画风格上得萧氏艺术神韵，然又不以师门风格而自囿。他追随萧氏数十年，自言为得其一体者，并且还是“造诣颇深，而能另辟蹊径，绝非时下名家泥旧趋新者所可以比拟”。尤在画学观念上受乃师影响极深，如他对于中西画学与乃师有相似的认识：“中西画法之关系非路人，乃是通家，非但通家乃是姊妹花。”而且亦认为学画不必囿于古人甚至师门之一家一派，而应有自己独特的面貌：“画有古今，同一灵魂。然灵魂可同，面目不必同，盖非但今人之面目与古人不同，即你之面目必与我不同，他之面目又与你不同，则良师不必责望弟子之作品为自己之印刷物，而为弟子者亦何苦改造自己之面目以硬像师貌耶？”（《学画心得数则》）故而，姜丹书的绘画得之萧俊贤，而又别开生面，与乃师拉开面目，形成其独特风格。

姜丹书绘画虽广泛学习古人，特别是对石溪、石涛等家浸淫颇深，但又“约以致精，博以穷变”，融合诸家，参以写生，师法自然，其构图、笔墨、设色既有传统法度，又吸纳借鉴西画的一些技法优点，融化妙造，完成脱离了古人的藩篱，创造独特的图式语言，将古人萧散隐逸意象上升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精神风貌。

姜丹书 黄山图 

中国画 108×39.5cm 1938年 

浙江美术馆藏

姜丹书 留霞 

中国画 102.5cm×33.5cm 1962年

 浙江美术馆藏

【三】

董其昌云：“画家以古人为师已是上乘，进而当以天地为师。”姜丹书可谓此论的践行者。如果他仅仅满足于对传统名画的临摹，没有自己的创造，他只是一个平庸的画师而已，就不能成就为一位有独立风格的画家。

从存世的姜丹书作品看，他的画笔从传统中走了出来，由仿古的平面迈进写生的透视。他重视写生，遍游海内外山水胜迹，采撷变幻的烟云，幽奇的峰峦，投入主观的取舍，建立起自己的风格与意境。他折衷吸取南宗北派的特长，擅长皴和点的运用，形成其独到的艺术风貌。

姜丹书力师造化，五十岁以后，游历黄山、雁荡、天台等地奇峰异景，由写生自然景物入手，化为胸中丘壑，师事自然。他又将西画中之光影、素描、透视等方法应用到中国绘画中，使其山水画独特的风格走向成熟。姜丹书山水画最大特点是借景抒情，寄托情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将描绘的山水寄托为他的内心情感与生命体悟，表现为“胸中之山”。他画山水，并不刻意追求摄影式的具象，而是善于留白，以造诗境，给人以想象意会。他画黄山云瀑，“开襟万虑涤”，表达对隐逸林泉的向往；他画桃源春晓，表达对静谧田园的爱慕；他画华顶观日，高呼“天台万有八千丈，浮荡须弥云海铺”，表达对浩然朝气之赞美。真挚情感的流露使他的山水画达到情景交融、人画相通的诗意境界。他曾撰文赞乃师萧俊贤的画，云：“观先生之画，有不觉其风趣醰醰然而醇厚，苍苍然而高古，潇潇然而清逸，浩浩然而雄浑者乎？观先生之画，有不觉其风度敦纯而亢爽，如养气之道人而不标榜邪魔，如超凡之高僧而不拘墟尘寂，又如古貌长者而无乡愿之嫌，如搢绅先生而无方巾之气者乎？”（《萧厔泉先生书画展览会序幕》）我以为这既是对乃师的赞誉，也是他的夫子自况。

山水之外，姜丹书以红柿为题材的花卉尤为世人所称道。他寄寓杭州数十年，对杭州西溪两岸成片的柿子林情有独钟。每年秋天柿子红透时，他都要到西溪观赏，反复摩写柿子偃仰反侧、取势向背、错落有致的千姿百态，细细观察柿子与树干、枝叶的穿插疏密布局，赋予笔下柿子以生命与精神。他曾题款道：“杭州西溪柿林盛产铜盆柿，色味最佳，余体会练习三四十年，方能写此。”几十年反复的揣摩创作，使他的柿子画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姜丹书喜在柿子画上题“红到梢头甜到老”“慧眼甜心相映红”“赠君若个甜如蜜”等句，使画面赋予了达观、热情的人文关怀。其柿子画，与传统的梅兰菊竹一样，成功地将之“比德”为“君子”人格。无疑，姜丹书的红柿，与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一样，成为现代绘画名家的独特标识。

姜丹书一生处于现代中国画继承、演变、革新的过程，他的创作求变求新，力求摆脱传统束缚，进入新的艺术境界，应是二十世纪画坛不可忽视的一代名家。

姜丹书 辞岁图 

中国画 73.5×39cm 1956年

 浙江美术馆藏